我讀小學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六歲進學校，十一歲畢業出校門。小學期間我是班上年齡最小、個子最高的一個，且又屬於智力上的晚熟類型，身體與大腦的發育不夠同步，印象中似乎90分很少跟我沾邊，五年的光陰也不知道是怎麼糊裏糊塗混過去的。我為自己的個子太高而自卑，為自己的學習成績不夠優秀而自卑，為自己的家庭出身而自卑……種種的自卑使我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孩子，一個喜歡留連在小說世界裏尋求安慰的孩子。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那年夏天我已經考上初中，因為“停課鬧革命”而在家輟學兩年。這兩年的時間非常關鍵，我在一個不停上演殘酷鬧劇的舞台之外，孤獨地完成了自己化蛹成蝶的過程。一九六八年“複課”，走進中學校園時，我已經是一個目光冷靜、心智相對成熟、讀過不少文史書籍、有了一定的文學儲備的十三歲少女。
我在班級中很快脫穎而出，成為老師們的寵兒。初二那年上數學課，我答對了老師在課上提問的難題，從此老師竟以為自己挖掘出了一個數學天才，對我另眼相看，每回上課總將最難的問題留給我回答。我受寵若驚，從此不敢懈怠，課前必做預習，免得當眾丟臉。漸漸地對數學有了興趣，倏忽開竅了一樣。我高中的數學老師已經年近六十，我至今還記得他白發飄飄走在校園裏的樣子。這位老師對我更是偏愛有加，據說他每次批閱考卷，先找出我的一份來做標準答案，如果有一題我錯了，那就基本上全班皆錯。老師的偏愛是舉在我身後的一根鞭子，哪怕一次小小的期中測驗我也不允許自己讓老師失望。高中畢業考試，六分功課，百分製，我拿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績。回想起來，我很感謝我的兩位數學老師，高考時我報考文科，語文政治均沒有考足高分，是憑著數學拿分才進了北大。
高二那年，一九七二年五月，為紀念毛澤東《講話》發表三十周年，學校裏舉辦“紅五月征文”比賽。我投了稿，是篇超長的作文，有五千來字吧，題目叫《補考》。一天上午在操場勞動，有同學奔過來告訴我，我的作文在學校報欄裏貼出來了，紙麵上打滿了紅雙圈。那時候，老師們批閱作文，喜歡在認為最好的字句後麵畫上紅雙圈。當時我心裏很興奮，即刻就想去看看，卻又矜持，不願在同學麵前顯出我的迫不及待。挨到中午，校園裏寂靜無人時，我像做賊一樣溜到報欄前，傻乎乎地笑著，獨自欣賞我的打滿了紅色雙圈的作文。我帶著心跳，從頭到尾一個個數下來，一共是九十八個紅雙圈。這就是我的高中語文老師對我的評價。
九十八個！多麼吉利的數字。冥冥之中，這仿佛是對我的命運的一種昭示，一種生命密碼的解讀，一種誘導我、指引我的宇宙氣息。
帶紅雙圈的作文在報欄裏張貼了許久。一天，縣文化館的同誌到學校辦事，偶爾走過報欄，看見這篇作文，就揭下來帶走了，不久刊登在縣辦刊物上。縣辦刊物送到揚州地區交流，被地區刊物選中，第二次發表。幾經周轉，次年居然被上海文藝出版社慧眼相中，發表在當年國內唯一的正式文學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