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是我從事兒童文學寫作的開篇之年。之前我也寫作，寫的卻是成人文學。
那一年我進入北大中文係讀書。那一年也是文革噩夢徹底結束、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開始。我的世界觀、文學觀隨同新時代和新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嚐試換一種創作狀態，剛好又收到江蘇《少年文藝》主編顧憲謨老師的約稿信，就給他寫了一篇兒童小說《星空下》。
小說很快發表，並且緊接著在江蘇省獲獎。顧老師跟著來了極為熱情的信，鼓勵我再寫。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妝晚會》，刊物以同樣快的速度發稿。就這樣，一來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藝》的忠實撰稿人。
顧老師給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從不吝惜溢美之詞，對我的作品總是無保留的誇讚。那時候我年輕，年輕是聽不得表揚的，讀者一喜歡，編輯一欣賞，再弄上幾個小獎，勁頭就像高燒時的體溫表，蹭蹭地上去了。我寫得忘記了白天和黑夜，忘記了上課和考試，忘記了寒假和暑假。有時候刊物一期能發我兩篇稿子，我不得不用一個真名，一個筆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來歲的為人父母者，他們牽著孩子的手來買我的最新作品時，總是感慨萬端地說：“小時候我是讀你的兒童小說長大的呀！”這時我心裏忍不住有一種震顫，是發自心底的感動。世界這麼大，人和人之間的相知相識都是緣分，《少年文藝》當了一回紐帶，它把我和讀者們親密地係到了一起，使我的收獲遠勝於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當想到有人在讀著我的作品，在喜愛著我的作品，心裏的感謝無以言說。
北大畢業，回江蘇工作。結婚了。做母親了。進江蘇作協當專業作家了。顧憲謨老師退休了。我不再寫兒童文學了。
一晃十幾年過去。我寫成人的短篇，中篇，長篇。寫散文和隨筆。寫電影劇本，電視劇本。偶然地，想起從前在大學宿舍裏揮汗如雨為《少年文藝》趕稿的日子，竟有點恍然如夢的錯覺。
一九九六年，我的女兒小學升初中。身為母親的我，和孩子共同經曆了一場算得上慘酷的升學大戰（那一年小學升初中是要憑成績錄取各等級學校的）。考試結束，塵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積成山的複習資料和模擬試卷時，心中感到了酸澀：我們的孩子就是這樣舉步維艱地跨入人生的嗎？他們必須要這樣過關斬將、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會發一張“許可證”嗎？
很隨意地，我跟我的同事朋友們談起感想，竟收到一致的苟同和慫恿，他們說，你寫出來吧，寫成小說吧。
就這樣，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時間，寫下這本《我要做好孩子》。平均日寫萬字。在人到中年又家務纏身的我，這幾乎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領我疾走。寫的就是我女兒的生活，我們家庭的生活，女兒在學校的生活。太熟悉的內容，簡直不需要編排，不需要想像，隻需在書桌前坐下來，無數生動的場景爭先恐後要湧出筆端，有一種欲罷不能的酣暢。
小說完成後，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大概也是一個月吧。記得我是12月初才決定寫這本書，春節剛過，漂亮的樣書已經送到我的手上。我女兒先看。她是自己在看自己，連看三四遍，一邊看，一邊嘻開嘴巴，一個人偷著樂。然後，我開始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了孩子們驚歎一句同樣的話：“金玲”跟我真像啊！
阿姨你怎麼知道我的事情的呢？
我當然不知道他們。可我知道我的女兒。我的女兒是千千萬萬個“他們”中的一個。我寫好了女兒的故事，自然就寫好了“他們”的故事。
同樣是受編輯和讀者們的鼓舞，同樣是一發不可收的熱情，我接著又寫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寫了《我飛了》，寫了《親親我的媽媽》，手裏還正在寫著《我們的寶貝》。我驚喜地發現，當年寫作兒童文學的感覺還在，當年的快樂也還在，我希望自己還能夠再一次飛翔。
快樂並憂傷，或者說，快樂並思想，這是我對自己寫作兒童小說的要求。不有趣不行，僅僅有趣更不行，得讓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裏留下來，很多年之後還能記住一部分，在他們回想童年時，心裏有一種溫暖和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