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是個明白人，卻是頂尖的“學渣”，如是看來，便是真的可惡了。倘若是初四下學期的那個我，花了中考前最後那四個月研學律詩宋詞，在中考前五十天裏寫下十餘篇文學作品（包括詩詞、文言文和小說），狂熱追崇黑格爾和歐陽修的東西，甚至中考那兩天的中午還不忘觀賞影片——那麼，這是叫“可悲”，令人悲哀的愚蠢行為，因為那時的我不明是非；就像現在很多的青少年學生一樣，沉迷遊戲，背語文作文的所謂“模板”，從不思考，卻還追星、追劇、追小說，關注娛樂圈八卦新聞，等等，這我都不想一一而論，與青少年講道理是有必要的，但是跟他們辯論他們平常的蠢事的人更蠢（或者他還年輕）。青少年都是叛逆的，往往走個人主義，心思獷野，厭倦讀書學習——這並沒有錯。但是我們的社會發展不需要好吃懶做、隻吃不拉的廢物，所以將來實際行動和思想精神上都做不出社會貢獻、體現不出個人價值的（根據哲學觀點，任何事物都有其價值，隻是因“人”而論；對於社會發展來說，這些人就是沒有“價值”的），往往都會成為落魄戶、小流氓。我隻有這樣說；或者溫柔體貼地、像個老婆婆一樣，說道：“別聊娛樂八卦了，你每忍住不聊一次，我就給你的遊戲充一塊錢。”而後為了他們戒網，還要說：“你別用你爹媽的汗血錢充值了，你每忍住不糟踐父母的錢一次，我就給你講一個明星外遇的故事。”這是第二種下賤的方案。因此我自那次《草莓族，你還要玩多久？——芻狗談之二》的演講後，就再也沒有公開批判我們的青少年。（即便講了，也聽不懂、看不懂）
而到了這個年頭，我開始“猛讀”魯迅，其間還又讀些其他名家的雜文和散文小說雲雲，甚至是哲學書和《聖經》，都有些許涉獵。於是我開始寫雜文，評斷起來也都深刻，但沒多少力度。於是我便變得可惡了——我不似大誌有為的“學渣”，在課上睡“養生覺”，或是直接憎惡某個科目；也不是如上所講的那些悲哀的青年一樣，不知所措、麻痹大意。我則不同，我喜愛每一個科目，也明白要的努力；可我實在太可惡了，偏偏就是“學渣”。當然也毫不氣餒，畢竟作為“學渣”的我，還比很多“學霸”要明白通透一點——當然，我指的是在於備考的學習、參加高考的目的及學習的必要性上，我有些略勝一籌；倘若跟“學霸”比比文學和思想，或許就是“猛勝一百籌”了。在此我不是有意要驕橫自大，我說的是事實，或者是較大幾率的情況，畢竟人無完人，“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而且有些“學霸”就是天生的背題機器、就是思想麻木的蠢才、就是自私自利者、就是情商低廉的呆瓜，那又有什麼辦法？有的人是逼死也寫不出什麼好點的文章出來、逼死也想不出什麼原創的思想的。我罵人了，不是要罵人，而是意在呼應，希望很多患有妄想症、以為自己“成績好，那麼我就有好學校可上，我就是佼佼者”的有些“學霸”可以有點良知，別做蠢才和呆瓜。但起碼我是沒見過這也蠢的如此精美恰巧的人，但也有同一性質者，雖比他們智慧、善良很多很多，卻也是同一種的。
所以，我真的很可惡，由是叛逆，而且比很多人都厲害。我叛逆的方麵不同，有我個人身上的問題，也有思想觀點理論學術交流時突然開始偏向“對罵”起來。我的父親學的是營養學，但上班卻做了“經濟師”，對股票、gdp、cpi等等經濟學問題大體是深諳的；但其人深愛***一列偉大的革命家、軍事家和政治家，又似乎是深諳二十世紀的戰爭史和革命史的，以及馬恩列的思想哲學理論。他是個極理性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常常不知為何就引到思想觀點理論學術上了，於是開始辯論；他往往能講到我的話中的漏洞，所以我也開始有意注意說話上的嚴謹，所以基本上我近來寫的雜文，起碼是我寫完後幾周再回顧時也找不出漏洞並加以利用以反駁。我的母親和父親是大學同學，但她卻做了“學報編輯”，對雜誌期刊和一些文科類學術略有了解，也深感興趣於***等人那一塊的現代史。她是不如我的父親的，所以我常常把我很多幼稚的思想都講給她，她也說不出什麼話來；這點和我們的青少年一同，都是很怕受到批評的，於是躲著能夠指出問題的人的目光，或是連自己都蒙蔽欺騙，以為道：“沒有問題啦！”而其實問題不止。這也有諷刺，我的筆名諧音便是“除垢”，便是要挖除我們社會與人民中不易看見的藏汙和納垢的，可惜卻“醫者不能自醫”了，這一點上與我們的青少年也有類似，說起別人來趾高氣揚，但自身也有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