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你偷的？”
“不是。”
馬勇換了另一隻手，重新抓牢，不停拎著往牆上撞。“你這個瘋子。”馬勇咆哮著。而春天還在說：“你說過永遠不打我的。”
“你他媽就是一個瘋子，我認識你的時候你就是個瘋子。”
馬勇是偏執狂。我們以為撞三五下就夠了，可他撞個沒完沒了。我們一起拉他，他還是用盡最後氣力，將她撞了一次。牆都凹下去一些，脖子撞歪了。因為這事，很多人覺得過去一些莫名其妙的事都得到解釋，比如一隻耳墜不見了，或者本來是五百元的轉過背回來隻剩三百。她們恍然大悟。可我覺得春天不是這樣的人。春天是偷走戒指，可這和偷走一個男人相比算得了什麼？你偷走我的男人，我偷走你一枚戒指，不算合理嗎？何況這戒指本來就是買給春天的。誰比誰不要臉？春天當天走了。
我一邊喝酒一邊開車回家。路人指著我驚呼，交警也露出疑惑的眼神。我若被關幾天就好，實在是沒辦法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在睡夢中被敲門聲驚醒。是物業的人，“公安分局打電話來，要你下午兩點前去一趟。”
“什麼事？”
“沒說。”
“你確定是找我？”
“確定。”
“那你知道是詢問還是訊問？”
“我不懂。你最好去一下。”
我不停換電視頻道。憑什麼。可最終還是驅車出門。在岔路口，陽光暖和，像在人行道灑出一層金水，樹葉燦爛地搖曳。這是自由時刻的景象，你可以從此遠走高飛。但我還是駛到分局。詢問針對的是證人、受害人及知情的人，訊問針對犯罪嫌疑人，若是犯罪嫌疑人，不會打電話請，上門撲倒就是。到達分局大院，我還在想，這一生我到底做錯什麼而不自知？或者，我得罪過誰？等到我確信身上並無酒味，才下車。我害怕的是公安局本身，就像頭一次住院的人害怕的是醫生，他拿著銀刀，會開膛破肚。
“沒事的。”我在走廊聽到一個來回兜圈兒的人呢喃。他穿著鬆軟的背心和襯衫，腳蹬涼鞋，趾間有發裂的泥塊。他是船夫，自言自語道：“我不就是聽指揮打撈一下嗎，會有什麼錯？”我斜眼看去，他便低頭避開。我按紙條上寫的，敲開某間辦公室的門。一位戴眼鏡的白胖警察站起來，“坐。”
他給我倒水，使我大為寬慰。“請問找我有什麼事？”我問。
“就是想了解一些春天的事。”
“她是我老婆過去的同學。”
“為什麼住你家裏？”
“她和我老婆感情好，又窮，租不起房子，就住我家裏。住了三個月。”
“她是什麼樣的人？”
“至少不是壞人。講禮貌，很少給人添麻煩。”
“你知道她在KTV幹過麼？”
“最近看報紙才知道的。”
“她有沒有跟你或你老婆說過什麼？”
“說什麼？”
“誰對她不好之類的。”
“沒說過。”
“你回憶一下。”
“沒說過。”
“她住在你家時也沒說過？”
“沒說過。”
他做完筆錄，給我看，我輕點印泥，在簽名上摁了黃豆那麼一塊。“你們每個人摁指紋都這麼小氣。公安局就有那麼可怕？”他說，但沒讓我再摁。
“我可以走了麼？”我擦著印泥，說。
“聽說你是畫家？”
“隻是有時給小孩辦培訓班，算不得什麼。”
“那你怎麼看這事？你坐。”
“現在死亡都是受辱。”我以局外人的身份說，“之前任何時候，死亡都是私密的事，但現在不同，它變成新聞素材。”
“你這麼說很新奇。”
“還有更新奇的。就是以前我從不信一句話，現在信了。”
“什麼話？”
“‘進了公安局，沒罪也會覺得自己有罪。’”
他看起來樂翻了。
“現在我可以走了麼？”我說。
“你等等。”
他背著手，遊蕩至走廊，將腦袋探進會議室。通過虛掩的門，我看見會議室地上團著一捆沾滿灰塵的電線。“我可以走了麼？”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