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時間，小莉便會斥責春天，這傻逼，然後連傻逼是誰也忘了。正是這忘性導致她在聽說春天死訊時猝不及防。這就是我和她的區別。我早感覺到不祥。對死亡的預見就像增多的癌細胞折磨我。她隨時可能掛掉，不是別人幹掉她就是自己幹掉自己。她就是這樣的人，喜歡對每個人打出這張牌——“我死給你看”——對那些生性馬虎的人來說這隻不過是擂向胸口的嬰童之拳，對膽小怕事的人而言卻像是一把紮向心口的刀。我們軟弱的人同時敏感，因此能從那惡狠狠的威脅裏察覺危險的端倪。正因為認真想過多次，正因為早已做好死的準備，在說出它時她才會如此充滿底氣。她可不像那些賭氣的人，隻是將死亡當成倉促的籌碼，在別人回複“好啊，你趕緊去死”時目瞪口呆，她篤定會按照你的要求趕緊去死同時讓你目瞪口呆。她就是這樣的人。嘴角飄著殘忍的自信。她之所以一直不死，無非是要嚐試下，看有沒有好好活的可能性，或者隻是為著積累足夠多的被告。死亡最終變成審判台，所有與她有過瓜葛的人都將成為罪人，下地獄。就像後來她日記裏寫的那樣。誰也逃不開。
比別人更可憐的是：我一度以為自己是唯一的罪人，或者是最大的罪人。
她低著頭，眼珠筆直看著我，留著巨大眼白。“我死給你看。”她冷靜地說出這有魔力的話。自從她對我這麼宣告，我便陷進罪孽的自責中，覺得她走向窗戶可能是跳樓，拿起剪刀是要用它刺進自己的咽喉或眼睛。她時常做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而我浮想聯翩。她洞察到我的恐懼。我總是緊張地分析她動作的寓意，隨時做好準備——她拉開窗戶，我雖然坐著但已像百米跑運動員聽到“各就各位、預備”的指令。隻要她抬高一條腿（那喻示著她可能爬上窗台），我便會衝到四五米外的她身邊，將她抱摔在地。她回頭對我露出精神病人才有的詭異的笑，輕輕拉上那窗戶。“你幹什麼？”有時我問。我希望她給出讓人安心的答案，透透氣或者看看天氣什麼的，但她的回答是：“難過。”
她離開後，眼不見為淨，我度過幾天開心日子。但她打個電話來，隨便幾句，便使誤以為被釋放的我重回奴役的牢籠。要死快死，有段時間我天天詛咒。後來我去找當心理醫生的同學。他直戳我心裏的齷齪：你並不是過於有責任感，而是過於害怕承擔責任。你擔心的不是人的死，而是死帶給你的後果。
他說得對極了。我就是強迫症。我踏實幾天。但是不久，純粹因為不放心（那玩意兒讓人心裏發癢），我又打電話。我想求證她現在活得很好。嘟嘟的聲音漫長而穩重，像路燈一盞盞亮一盞盞熄，最終全部寂滅。越撥不通越要撥通，死活要確證出什麼。第四遍她才接聽，聽得出她在忙別的事兒，“幹什麼？”
“最近還好嗎？”
“還不那樣。”
“那就好。”
“就這事？”
“對，就這事，專門問問。”
這時電話那頭傳來男人聲音，“跟誰打電話呢？”
“一個朋友。”
“男的女的？”
“管得著嗎？”
“一定是男的。”
“閉嘴。”春天又對我說，“掛了啊。”
我又喜又悲。喜的是定時炸彈終被人抱走，悲的是她已經與人過日子，卻還留我在這邊承受那威脅，承受這麼久。我他媽擔心什麼呢。但事情就是這樣，過後誰知道又生變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