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邏輯具體到生活中，就成了這樣的人生觀：我要為別人活著。
但問題出來了。我為你活著，你配得上嗎？於是，我會緊緊地盯著你，看看你是否值得我付出。因此，我勢必會變得很挑剔。而且我們會輕易地看到，我把一切都給你了，但看看你，你的缺點到處都是啊！那麼，反過來，你既然也是為我活著，你一樣也會挑剔我。
結果，我們這個社會，大家都非常挑剔，很容易盯著其他人的道德缺陷說三道四，而我們也特別愛湊到一起講其他人的流言。
這種邏輯進入家庭，就發展出了我們最常說的一句話：一切都為了孩子。
但這陷入了“繁華成落葉”所說的荒誕中：一代為了下一代而活，下一代又為了下下一代而活。結果，每一代人都沒有為自己而活，都沒有很好地去創造獨特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很少活出自己的精彩來。於是，“一環扣一環，生命的價值在一堆看似高尚的選擇中指向終極的虛空”。
這的確很像傳銷，因為傳銷的宗旨就是，利用“我一切都是為了你考慮”的邏輯，將本來價值很低的東西賣個高價，但誰都沒好好地去創造價值。
並且，當父母喊出“一切都為了孩子”時，很容易導致一個惡果：大人們把自己的生命價值捆綁在孩子的身上，令孩子感到更焦慮。
那麼，應該怎麼辦？答案是，無論什麼時候，父母都有自己的事情，都致力於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那麼，孩子就隻需承擔他一個人的生命重量，而不必承擔父母乃至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生命重量，也就沒那麼累。
王小波在他的一篇雜文中寫道，美國一個60來歲的老太太，經營著一個大農場，農場裏有很多特產，還有成千上萬隻羊。令王小波驚奇的是，老太太還有情人，還有性愛。她的世界是如此豐富多彩，就沒必要老是盯著兒女或兒女的兒女了。
但我們周圍的60多歲的老人呢？隻怕每天主要關心的就一件事：兒女或（外）孫兒女在幹什麼。
在小家中，我們講為親人活著，而最終則將導致“終極的虛空”。在社會這個大家中，我們就講集體主義，講“為了集體而無私奉獻”。
但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我們或許誤解了個人主義，也誇大了集體主義的善。
在我看來，如果集體主義僅僅是，我自願為集體奉獻，但集體不能強求我奉獻，那就很好。然而，一旦我們將集體主義視為“必須”，就會導致一個錯誤的倫理結論：可以借集體的名義去侵占某個不情願的個人的利益。
“文革”期間，這種邏輯發展到頂峰，就出現了這樣荒誕的事：洪水來了，一個青年去救一根集體的電線杆，最後犧牲，然後出現大辯論，而最終形成的主流結論是，別說是根電線杆，就是集體的一根稻草，都應毫不猶豫地去搶救，不同意這個結論的，則受到了無情的批判。
這是王小波在他的雜文中屢屢講到的一個例子。其實，這種邏輯直到現在還常被借用。譬如，我們常聽到這樣的故事：某房地產商征地，某小家不同意，於是這家就成了“釘子戶”，而房地產商或某某部門出來說話時，常指責這個“釘子戶”破壞了團體的利益。
現在，我們正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物權法就是一個裏程碑。其實，物權法的核心——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就是源自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並非隻是歐美國家的主流意識。我所知道的論述中，關於個人主義的最佳表達來自於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位被奉為“俄羅斯第一”的小說家在他的名著《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有如下一段對話：
哥哥問弟弟：殺死一個小女孩，可令整個世界得救，那麼，這可以做嗎？
弟弟猶豫了一會兒，小聲但堅定地回答說：不可以！
這才是個人主義的真正精髓——不得以任何集體的任何名義侵占個人的利益。假若俄羅斯民族將此奉為至高無上的價值，那麼，蘇聯農莊就不會出現，斯大林的大肅反也就無法進行，而波爾布特也就失去了在柬埔寨進行大屠殺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