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和是理念，沒有這種理念，一個係統很容易崩潰。當然，分與和的把握是商人水平的體現，判斷分與和，最忌情緒化，圖痛快。當然，有時候果斷的分，也是為了更好的和，關鍵是決策者的理性定篤。
3.以義為利的處世哲學
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谘詢孟子：“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這就是義與利的關係及以此處世原則的最早的來源，雖然人們對它們的關係及孔子、孟子的話有不同的理解，但以義為利的思想是他們思想的內核，並為後世接受而運用於實際的準則。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般應理解為統治人民的管理者（君子），應該明白如何分配成果才合理，才合義；而被統治的勞動者（小人），隻知道自己能得多少利。管理者知道“義”的原則，所以不能隨便取利，“見利思義”、“義然後取”（《論語·憲問》），如果不合理，那麼再好的東西也不要，這就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孟子回答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也不是“重仁義輕功利，重倫理輕經濟”的意思，首先梁惠王所說的“利”，趙歧、朱熹都解釋為“富國強兵”，顯然是指公利。因此，孟子那句話的意思應理解為“梁國的富國強兵並非先務，當務之急是推行仁義”。因為“苟為後義而先利”，就會造成“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後果。從全文出發，那“上下交征利”，是指上下級之間互相取利，也是指各級官吏交相向百姓榨取財利。這樣就失掉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必然激化各種矛盾，導致國危。孟子主張的“先義”，就是關於經濟秩序的政策或製度。而他所謂的仁政，也以正經界，均井田、“分田製祿”、“製民之產”為中心內容。農業則征什一之稅，商業則“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任人民以時捕魚采樵。這些關於生產、分配方式的主張，是孟子遊說諸侯的中心議題，據孟子對仁義關係所下的界說，也可知其屬於義的範圍。“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是居心之安宅，而義是所由的道路。則知以仁愛為原則的王道仁政，所由實現的道路，正是通過製定有關生產與分配的政策或製度，也就是由義來實現的。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儒家重義，就是看重與“利”有關的合理的生產與分配的政策或製度，輕利，就是輕視那些與合理的生產與分配製度相抵觸的那一部分私利。籠統的認為輕利是不要利，或者以為利不重要，可有可無，這不是儒家的思想。
其實，儒家看重公利，孔子對老百姓主張實行“富之”的政策，提出“因民之利而利之”，這就是興公利。也說“義以為上”，重視的正是國計民生的經濟製度。孔子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所要推行的也正是這一“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政治經濟主張。孟子主張“製民之產”，通過“薄稅賦”等政策使民“富”起來。他又提出：在市場上劃出地方免稅提供給商人儲藏貨物；如果貨物滯銷，就依法征購，不使積壓；在邊境口岸設立關卡，對往來商人隻稽查不征稅，以發展商業。所有這些，都說明孔孟十分看重公利。他們的“重義輕利”是針對統治者說的，是要求他們以仁義為重，不與民爭利。孔子十分痛恨統治者們為了私利去搜刮民脂民膏，為了私利驅趕民去當炮灰，發動不義之戰。他把這種行為斥之為“苛政”，並說“苛政猛於虎”（《禮記·檀弓》），他要求統治者對老百姓“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一年》），當冉有為季氏“聚斂”時，孔子不僅罵冉有“非吾徒也”，而且發動其弟子對冉有“鳴鼓而攻之”（《論語·先進》）。孟子把陷民於饑寒的統治者罵為“率獸而食人”。《孟子·離婁下》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說“愛人者，人恒愛人”。這些話都是從維護統治地位出發，告誡統治者重義輕利，即注重仁義，注重民利，不與民爭利。它體現了儒家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
儒家尚且重義輕利，即注重仁義，注重民利，不與民爭利。那麼，我們共產黨人更是應無一己之私利，要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實利。今天，我們製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就是看人民是不是得到利益，人民是不是滿意，人民是不是擁護。如果是，則雙方滿意，謂之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