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辯證邏輯”對形式邏輯的覆蓋
形式邏輯這種研究思維形式的基礎科學，近幾十年來一直不太景氣，許多大學畢業生不知形式邏輯為何物。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求新聲於異邦”，各種新說紛至遝來，而形式邏輯這個被認為既古老又幼稚的思維工具是不在視野之內的。50年代毛澤東主席號召過“要學一點形式邏輯”，形式邏輯一度列入中學課表，後來被削減了。其原因在於它與當時的大氣候不相符合。我想形式邏輯是被“辯證邏輯”（辯證法）覆蓋而銷聲匿跡的，自50年代以來活躍在人們口頭和筆下的是辯證法。它不僅是思維方法和論證工具，而且也被認為是世界觀，是與政治密切相關的世界觀，它成為判定人們政治傾向的坐標。人們不僅不能對辯證法說三道四，不能稍有忽視，它成為通過一切知識關隘的通行證，什麼事情，隻要你一說，“它們關係是辯證的”，仿佛是說出了終極真理，一切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可是這些大談“辯證法”的人們可能連簡單的形式邏輯關係也建立不起來。我在農村教過書，有的學生思想簡單，抽象概念也建立不起來，而且很混亂。我曾做過八年編輯，閱讀來稿，常常發現前言不搭後語，或沒有前提就得結論等等不符合形式邏輯思維的論文。而這些人卻能侃侃而談“辯證的關係”。“辯證法”成為隨意性很強的話頭。
形式邏輯和辯證法都是研究人的思維的，前者偏重於靜態、後者偏重於動態；前者偏重於思維形式的邏輯構造及其規律，後者還涉及到思維的內容和本體論。作一個不太確切的比喻就是前者好像初等數學，後者則是高等數學。因此要對人的思維和思維所反映的外部事物有個準確的把握，要從形式邏輯到辯證邏輯。不能忽略前者，隻重後者，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可悲的是幾十年來，人們忽視了形式邏輯，以為它是“小兒科”，不足道，還有點“形而上學”（形而上學與唯心論一度是被當作政治罪狀來聲討的）的嫌疑。人們開口就是“辯證法”，成為一種時尚的點綴，也不管對此有沒有確切的理解。
二、辯證法的政治化
“辯證法”的政治化，則把這個認識世界的銳利武器，變成了詭辯、扣帽子的工具。隻要與人爭論，或是攻擊他人、或是為自己辯解，動不動就要搬出“辯證法”，互相攻訐。當然，取得勝利的關鍵還在於力量或權力。身處劣勢的，巧舌如簧，口吐蓮花也不行。然而“辯證法”巧妙運用確實也能征服一些持中立態度和旁觀的人們。仿佛真是“辯證法”的威力，他們也會照貓畫虎，在現實中廣泛運用，這樣便造就了一大批“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的人們，似乎什麼時候和怎麼說他都有理。這樣的風氣會給國家、人民帶來些什麼？這是五六十年代的過來人親身所曆，親眼所見了。
政治化的“辯證法”有幾個殺手鐧，使人望風披靡。一是“兩點論”或說“兩重性”，它是“對立統一”的通俗表述，實際上是有簡單化傾向的。1958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盛行一時，哲學家、武漢大學校長也是毛主席老朋友的李達問毛主席這句話通不通？毛說“這個口號同一切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李追問，“你說這口號有兩重性，實際上是肯定這口號是不是？”毛反問，“肯定怎樣？否定又怎樣？”（李銀橋《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這真有些像禪門的玄機，始終不作正麵回答。一個違背常識、更談不到科學的口號被辯證法的“兩重性”保護了下來。文藝界有個“透過現象看本質論”。主流輿論本來是肯定文藝來源於生活的，如果作家真是按照生活本來的麵貌去創作了，而且為有權者不滿，那麼馬上會給你扣上一頂歪曲生活的帽子。如果你爭辯說這是按照某個生活原型寫的，他們馬上就會說，這些不過是“現象”而已。“生活的本質”應該如何如何。其實這個“生活的本質”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永遠看不到的，它像“皇帝的新衣”一樣，常人根本就別妄想能夠看到。
透過現象看本質，有時也通俗化為“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而“本質”“九個指頭”卻隻能由有權者決定，因為個人沒有權力和能力作大規模的調查和統計（如果你去調查了又會落入“竊取國家機密”或“泄漏國家機密”的罪名），數字永遠是有權者手中的遊戲。“文革”末期，經濟弄到“崩潰的邊緣”，這是許多人都感覺到的了，可是談到“形勢”還要說“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是“越來越好”。鄧小平（他還是掌握確實的統計數字的）對此表示異議，說要“整頓”，於是在“批鄧”時群起而攻之（當時人人都練會了這一套批判方法），說他“隻抓表麵現象，不看本質”，隻看“一個指頭”等等。有個認真而激憤的人說“就是一個指頭得了癌症也會殃及全身的”，這句話觸怒了當權者，於是被打成“反革命”。
第三，不講條件的“壞事變好事，好事變壞事”，“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辯證法從運動角度看事物，在一定條件下事物可以向其對立麵轉化，但這是在“一定條件下”，在這個條件沒有發生時，好事就是好事，壞事就是壞事。每個事物都有它內在的規定性。這種不講條件的亂“變”，一度在缺少文化的基層幹部中極為流行，結果，鬧得人嘴兩張皮，“說你是啥，你就是個啥”二它極大地敗壞了辯證法的聲譽，人稱“變著法（兒）”。有些幹部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壞事”出在治下，必然影響升遷。舊時代的官吏隻是千方百計地掩蓋，現在官吏有了“辯證法”就方便多了。出了大事故，死了人，馬上就有吹奏起搶救某某、“不怕犧牲的共產主義的凱歌”的說法出現，至於那些本來應該承擔責任的人們就在“凱歌”聲中溜走了。至於為什麼會出事故、規章製度哪裏不合理、領導人哪裏疏忽或者漠視等等應該吸取的經驗教訓都可以忽略不計了。說不定他這個“壞事變好事”正趕到點（兒）上，被上級樹為典型，那麼會給主持者帶來什麼是可以想見的。總之，“辯證法”給掌握著話語權力者帶來了許許多多的機遇和空間，無怪他們那麼“熱愛”“辯證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