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電視觀眾真是飽了眼福，被柏楊譽為最醜陋發式的滿洲人的大辮子，充斥了熒屏，清官皇帝你去我來，無有了期，關內關外十三朝（慈禧專權也算一朝）的皇帝皇後在不同的清官戲中各掌風流數十年。正劇也好，戲說也好，自詡為曆史大片也好，皇帝都是高高在上，霸氣十足。下麵跪滿了高聳肥臀的臣民，奴性可掬。他們以頭搶地，感激涕零，“奴才”、“謝恩”、“嗻嗻”之聲不絕於耳，仿佛使人置身於數百年前，生活在幸福一統的大清國中。編導們似乎特別愛好和欣賞磕頭跪拜，各種跪拜的宏大場麵和精細特寫給觀眾以視覺的衝擊力，令人久久難忘。這常使我想起康聖人的名言，“中國人不敬天也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是啊，爹媽給了我們能夠彎曲兩個膝蓋似乎就是為了讓我們隨時向人下跪的（林則徐就認為英國人的膝蓋不能彎曲，見官不能下跪，所以是化外之人）。這種流風，再加上演員們精彩絕倫的表演不免招出許多議論。
學界、評論界許多人質問“一條辮子有多長”？責備電視人沒有社會責任感，說他們用謊言欺騙觀眾，宣揚皇權專製毒害觀眾。電視人也為自己辯解，說不要把電視劇看得過於沉重，它不過就是消愁破悶而已。雙方都有點道理，但權力在電視人手裏，拍不拍是取決於他們的意誌的。我關心的是老百姓為什麼樂此不疲，守著電視機一集一集看下去，許多清官戲一開播就創造了極高的收視率。據說，近來中央電視台同時播映的《康熙大帝》與《孫中山》收視率是十比一。電視劇屬於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遵循市場規律的，由市場來調節。市場最重要的就是買賣關係，文化市場也是如此，別把這個市場想得那麼神聖，盡管操持者有種種高尚的許諾。王小波就說他見過耍猴的藝人在開演前也說，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家的精神需求雲雲，這些話不過是令人捧腹而已。誰不知道鑼一敲響，帶上麵具的猴哥就會托著一個盤子，舉到您麵前，請您掏兜。既然有那麼多觀眾整天守著電視看，一集不落，這就是錢，說文雅點就是經濟效益。在這種情況下想讓電視人不積極是不可能的。值得研究的是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民眾喜歡清官戲。“法治”、“民主”講了二十多年，到頭來還是靠皇帝老子為民做主，想起來是不是有點可悲呢！到底是我們的人民不可造就呢，還是工作沒有做到家呢？
對於有數千年專製製度生活史的中國人，要接受“法治”、“民主”，逐步進入公民社會是有個學習過程的。但更重要的還是製度建設和掌握著公共權力的各級機構把“法治”、“民主”的原則落實到各項工作去，使老百姓感到通過正常渠道辦事情特別容易，可是目前許多人都對衙門望而生畏，有一種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的感覺。事涉公共權力，就複雜起來。在最近一期的《隨筆》上看到一件事，杭州某中學一位老。1955年因為胡風案件被判管製二年，奇怪的是，1960年瘐斃獄中，更令人驚訝的是，胡風案件已經解決十多年了，可是這位老師依然冤沉海底。許多年逾花甲的老學生為他奔走呼號，想還他一個清白，以慰在天之靈，但已延宕五年，至今未決。理由據說是“平反冤假錯案的期限已過，過期不候”。這麼簡單的案子都使得作者和那位老師的老學生很無奈，遑論其他。如果現實生活中多了點這樣的你推我搡（如李宗吾所說使用“鋸箭杆法”，凡事推諉到“外科”），不為老百姓辦事，老百姓又對他們毫無辦法，怎麼能不產生無力感呢？人們欣賞文藝作品，往往有一種心理補償作用。現實生活中難以解決事情就期待文藝作品中去解決，從中獲得一些快感，得到一時的麻醉。古代專製社會中，實行人治，沒有法治，老百姓在權力麵前無能為力，人們就期待清官或武俠出來為自己解決問題，這是公案小說、武俠小說民眾基礎。西方實行法治，訴訟關鍵是搜集證據，所以偵探小說流行。
清宮戲實際上是大公案戲。公案戲隻是一些清官在那裏忙忙碌碌地秉公辦案，為個別老百姓昭雪冤案。而清官戲則是英明清代皇帝在那裏包打天下，紓解人間一切苦難，一聲“聖旨下”，一切都迎刃而解，痛快則痛快矣，但這又是為什麼“主義”作注釋呢？真是令人驚詫莫名。當每天晚上，人們從電視上看到曆朝皇帝在那裏指點江山，為民做主（不是曆史行家的廣大觀眾如何看透其中包含著多少謊言呢），觀眾在熒屏前，彼喜亦喜，彼憂亦憂，仿佛皇家事事都與自己休戚相關。他們關切著故事主人公的幸與不幸，替古人擔憂。當故事的矛盾在千回婉轉之後，終於大團圓了，觀眾得到痛快淋漓的宣泄和愉悅，媒體一片叫好之聲。可是曲終人散之後的故事是不能任憑電視人這樣胡編的，它是不是更需要握有公共權力的人們關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