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管理好社會和建立良好的社會秩。首先要認識中國人，既不妄自菲薄，也不作不切實際的拔高。1958年在批判馬寅初的“反動的人口理論”時，馬先生說，對於中國，不是人口的數量問題，而是人口質量問題，批判者說：你誣蔑中國人質量不高！中國人曾經推翻過“三座大山”！這種“批判”，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悲，其原因在於對中國人缺少真實的認識，以為能打仗、能夠推翻一個政權就是人的至美至善之境界。1966年底，把“文革”搞到最高潮的毛主席放出話來，說半年之內結束“文革”，結果也是事與願違，放出的“魔鬼”很難再收回來。“文革”一直弄了十年，直到他老人家去世為止。按說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數十年，對中國人知之甚深了（他甚至說隻有兩個半中國人了解中國，魯迅是一個，在下算一個，另外半個是蔣介石），然而，他對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認識有失誤，導致了決策的錯誤，給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
從曆史文化傳統和近百年革命傳統來考察，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確實有許多不同於其他國家與民族的地方，這是應該深入研究的。可惜這篇小文中不可能展開來談。這裏隻提一下從改革開放以來一個特殊問題。即流離於原社會組織人群的問題。
近些年來，我研究的遊民文化問題。遊民問題是針對中國古代社會現實提出來。古代是宗法社會，人們都生活在宗法網絡之中。或由於人口激增、或因為社會變遷，部分人口從宗法網絡中流離出來，成為遊民。遊民一無財產、二無名分，是社會上的零餘分子。他們要獨立麵對社會，以求得生存。而宗法社會中，人們長期生活在網絡之中，沒有獨立麵對社會的機會，從而也就喪失了這種能力。為了生存和發展，他們以各種形式組成團夥，並用各種方式向社會索取自己的利益。曆代王朝政府幾乎沒有拿出過妥善方法管理這個社會群體的。
現今又是處在社會轉型期，人口激增，原有的社會組織麵臨著變遷，也有大量的人口從原有的社會組織中流出。這些包括下崗分流人員、失業人員、農村多餘勞動力流人城鎮者等等。雖然他們與古代的遊民身份不同，但是，他們同樣也缺少獨立麵對社會的經驗，長期生活在一定的單位中，也形成了個性萎縮等性格特點。而城市之中行政組織和市民把這些人視為二等公民，不僅不能善待他們，並在生活與就業中設置了種種障礙，使他們不得不自己捍衛自己的利益。多年來的封閉使人們（特別是從農村流入城市者）很少有現代社會的生存知識，不知道如何保護和爭取自己的權利。古代遊民自行組織的形式仍然被他們采用，簡單的有“義結金蘭”，複雜的有秘密幫會。把“義”作為團結的紐帶，他們甚至不隱瞞這一點。北京有的民工聚集的飯館便起名為“聚義亭”、“聚義餐廳”等。他們在爭取個人利益時，也缺少法治概念，迷信暴力，鼓吹什麼“得出手時就出手”。這些給建立新秩序帶來威脅。因此社會管理必須考慮到這些因素，如何把這些群體納入合法的社會管理軌道，建立新的社會機製，這是目前社會管理的一個重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