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花漸欲迷人眼
年底，回顧一年思想文化界行走的軌跡時驚奇地發現，2004年可以稱之為“保護傳統年”。這一年中有個突出的文化現象，就是許多文化界人士從不同角度提出要保衛傳統。許多有著不同思想傾向的人們這次好像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似的，都認為傳統的衰落是目前最重大的危機，呼籲社會關注這個問題。以儒家自命的人們倡導少兒讀經（這大約也是順應了無論倡導何事都要“從娃娃抓起”的思維定式），並與一些時髦學者結合起來彙成一股“儒道救國”的小小熱潮；有的研究哲學的學者突破了曆來以“進步”、“革新”為正麵價值的藩籬，宣稱自己是“文化保守主義者”；還有一些非主流的學者也有感於近百年的“心靈漂泊，精神虛無”，呼籲“再文明化”，要重新建構“中國精神”。而“再文明化”獲得和重構的“中國精神”要素自然也離不開古老的傳統。甚至連帶有官方色彩的作家、藝術家與學者也在發表“文化宣言”，向“海內外同胞、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們的文化主張”時，也津津樂道傳統文化的“東方品格”；並期待它能消解“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應該看到知識界有了不同的聲音，說明了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躍和日趨多元，這是件好事情。在法律允許的界限內，人們主張什麼、提倡什麼隻要不輔以強製都是正常現象。然而，這些保衛傳統的呼聲在學理和實踐上都是有值得商榷之處的。
換句話說也就是為過去國人所認同的價值觀，而且在知識界看來這種價值觀主要存在於儒家思想之中，但也不妨再來點佛家（是中國化的佛教思想）和道家加以調和補充。因此說法盡管令人眼花繚亂，但實際上還是為孔孟之道招魂。
鼓聲漸遠遊人散
明清兩代雖然以“八股取士”，寫作八股文時都要“代聖賢立言”（寫作八股文者都要把自己想象成為聖賢，以聖賢的口吻說話），可是在實際生活中儒家經典已經很難壟斷和完全占領文人士大夫的頭腦了，甚至引起不少人的厭惡。《紅樓夢》中賈寶玉聽到要上學讀聖賢書就裝病，特別厭學，但他卻喜歡雜學旁收；《儒林外史》中整個貫穿了對八股文取士製度的批判，對八股文本身也多有嘲諷。這些都反映當時文士對於儒學疏離傾向。這一點在旗人中表現尤為強烈。他們是滿清統治者依靠力量，統治者推行有限度的漢化政策，希望在學習儒家經典過程中強固他們的忠君愛國的思想意識。可是許多旗人在學習漢文化時很少一心一意傾心於儒學經典，他們更喜歡漢文化中的被正統人士視為“玩物喪誌”的部分，如詞曲小說以及各種“精致的淘氣”之類。清代康熙間著名學者錢大昕也說“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間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餖食丁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與友人書》）。也就是說讀儒家經典也僅僅是把它當做進入官場的敲門磚，而很少弄通其大義。錢大昕生活在江浙一帶，是全國學風最盛之地。這裏尚且如此，其它地區可以想見。儒學影響力的衰微，又是什麼在影響著社會風。支配著國人的思想意識呢？這一點我們應該聽一聽最了解中國人、最了解中國社會的魯迅先生的意見。
宋代以來，在民間影響巨大的首先就是流行極廣的通俗小說和由此改編的曲藝和戲曲。魯迅先生就說過“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於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馬上之日記》）。錢大昕在《正俗》一文中也指出：“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嚐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可見不僅沒有多少文化的農工商賈沉迷於“小說教”，就是士大夫也不例外。“小說”除了講故事、娛樂受眾以外，它還傳播與儒釋道有著根本區別的價值觀。錢大昕又認為儒家自不必言。“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奸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這段話在我們今天看來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立場上說的，我們不必全部接受。但是他說的事實（即兩種對立的價值觀）還是有幾分道理的。許多小說作者是江湖藝人，而江湖藝人生活在江湖中，他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是受到其生活處境和經曆的限製的，從而有別於主流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