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魯迅還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注意，不是道家），又說“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致許壽裳》）。任何宗教在追求未來永恒的幸福時都要在此生作出犧牲，也就是要苦修。而道教（起碼道教中有的教派）則不然，他們追求長生不老，企望羽化登仙，但又不必耽誤此生的享樂，有的甚至把對神仙的追求引入現實生活的享受之中。例如把“禦女術”與追求長生聯係起來就是一例。又如活躍於民間符籙派，它承繼了蒙昧時代的巫者的許多方術，畫符念咒，求雨治病，驅鬼降魔，祈福消災等等，這些在民間有著廣泛的影響，而且波及到社會上層。
儒家傳統是專注現實生活、不講“怪力亂神”的。原始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等都是靠著啟發人的性善的一麵推行其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的。他們所傳播的倫理觀念也多是感情的熏染（因為那些觀念如“仁愛”、“忠恕”等觀念本來就帶有感情色彩）而成的。後來的儒學有兩次重大的變化，一是漢代董仲舒把儒學神化，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遂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成為帶有神學色彩準宗教；一是宋代的周程朱陸的理學，援佛（這個佛主要是已經中國化的佛學——禪學）入儒，把儒學思辨化。這些離原始儒家越來越遠。到了明清理學僵化和非人性化，越來越使人反感，再加上通俗文藝作品的繁榮，一些不符合儒家觀念的通俗性宗教（如符籙派道教、小乘佛教及一些秘密宗教）的廣泛傳播，它們爭奪到大量受眾。這樣被統治階級所倡導主流傳統日漸衰微，清末民初，主流傳統崩潰。這不單純是歐風東漸、西化知識分子反傳統所造成的，也是多年來通俗文化不斷地瓦解的結果。下層社會的通俗文化，五花八門我們通常概括為江湖上的“三教九流”。
白衣蒼狗變浮雲
“三教九流”本來是表述主流文化的。“三教”這個詞早在漢代就產生了，不過那時是指“夏、商、周”三代教育人民的方法的不同。《白虎通義》中有“三教”一節。其中說夏代教人以“忠”；殷代教人以“敬”；周代教人以“文”。三者各有利弊，可以互相調劑，揚長救弊。統稱為“三教”。
“九流”始見於《漢書·敘傳下》中有“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所謂“九流”是指“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等九家。這些“家”在戰國時代就已很活躍了，他們各有政治主張和自己的社會理想，自成一家。各家的代表人物皆有著作流傳後世。
從這些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三教九流”最初是屬於主流文化係統的，而且是用以區分學派與典籍歸屬的。後來到佛教傳人、道教建立以後，“三教”用來指儒釋道三家，雖然這與夏商周的“忠敬文”“三教”不同了，但其基本內涵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因為宗教在統治者看來不僅是信仰，同樣也是教化和統治老百姓一種方式，所謂神道設教就是這個意思。
直到宋代以後，遊民群體形成，一些遊民成為江湖藝人。他們參與通俗文藝作品的創作與表演，他們獨特的思想意識和性格必然反映到這些作品中。於是便產生了與傳統主流思想意識有很大差別的遊民文化或說江湖文化（參見拙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他們對“三教九流”做出新的闡釋。
遊民處在社會底層，脫離了宗法網絡及其文化。他們眼中的“三教九流”是與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三教九流”絕對不同的。這從遊民文化的載體《水滸傳》中也可以看出。如第六十九回寫道：“原來董平心靈手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弦，無有不會。山東、河北，皆號他為風流雙槍將。”這裏雖然沒有說明“三教九流”到底是指哪些內容，但從上下文及其語境來看，絕非儒釋道和諸子百家之類學問，而是指民間各種各樣的技藝和各種行當的手藝。在《花間四友東坡夢》的戲文中讚美一個妓女時說：“此女甚是聰慧，莫說是頂針續麻，拆白道字，詼諧潮謔，便是三教九流的說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這裏的“三教九流”顯然是指各種行當、職業（當然多是下層社會人們從事的行當）。詞彙沒有變，但其內涵和外延發生根本的變化，從主流社會的經典轉化為主流社會不屑一顧的東西。這的確離其原意太遠了，文人士大夫對於這些不僅隔膜，而且帶有點敵視的，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賤業”，從社會大局來看都是無助於社會穩定的邪門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