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談到“俠”往往想到現代武俠小說中的“俠客”，或受到韓非子的“俠以武犯禁”的影響，總把“俠”與“武”聯係起來。連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訄書》中的《儒俠》一節也說“漆雕氏之儒廢，而閭裏有遊俠”。漆雕氏之儒的特征就是“不色撓，不目逃”（連顏色、目光都不屈服於他人），也是從“武”的角度考察“俠”的。雖然後世“俠”多與“武”密切相關，但其原始意義卻不在於“武”。
甲骨文、金文沒有俠，《說文》段注雲“經傳多假‘俠’為‘夾”’。實際上最初的“俠”就是“夾”。金文中的“夾”像一個大人有兩個小人夾輔、追隨。這是“俠”的原本意義。所謂俠也就是廣交遊的人物，與武並沒有必然的聯係。曆史上第一批被史家所稱頌的俠也不是以武著名的。《史記·遊俠列傳》中說：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嚐、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執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沒不見，餘甚恨之。
我們仔細品味這段話，它至少包含以下幾個意思：近世貴族的遊俠最著名的是延陵季子、孟嚐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這些人都是以廣交遊、門客眾多而聞名的貴族。布衣之俠雖然很注重修行和名譽，但由於儒墨兩家缺於記載，不為後世所知，司馬遷很遺憾。無論哪一種俠，他們特征都不在於“武”，不以勇武見長。貴族之俠特征在於“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閭巷之俠”也是“修行砥名，聲施天下，莫不稱賢”的。所謂“顯名”“聲施天下”都是指他們被天下人們了解和讚許，有眾多的朋友的支持。這才是俠的古義。
《史記·刺客列傳》所收刺客如豫讓、聶政、荊軻，《信陵君列傳》中寫的侯贏、朱亥，多是不怕死、有武藝，勇於任事的人物，而且禮義遜讓、沉雄果毅，兼而有之。後世也有把這些人看作“俠”的（太炎先生就稱聶政為俠）。他們又都是閭巷布衣，如果他們在司馬遷眼中是“俠”的話，他就不會說“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沒不見，餘甚恨之”了。為什麼太史公不稱他們為“俠”呢？關鍵就是他們不是登高一呼，就能有許多朋友追隨的人物。他們是追隨他人，換句話說，他們隻是被“俠”籠絡之士。可見在太史公眼中“武”不是“俠”的決定性因素。
不僅讚美遊俠的司馬遷從交遊角度來理解俠；就是貶斥遊俠的漢代史學家荀悅也是這樣批評遊俠的。他在《漢紀》中說遊俠“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會最重要的是血緣親情，俠客們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賓客的歡心，違反了宗法社會的基本規則，所以荀悅才對遊俠口誅筆伐。
這種把交遊廣泛、有眾多的追隨者看作遊俠最重要特征的意識直到近世也沒有完全消失。上海的幫會領袖黃金榮、杜月笙有什麼武功？常弄刀的杜月笙的特長就是削梨皮。三十年代，吹捧他們的人還是把他們稱為“大俠”。當時杜月笙功成名就，得意洋洋，立家祠以張大聲譽。楊度為他寫的《杜氏家祠記》（見《楊度集》）中就說杜月笙是太史公《遊俠列傳》中的人物言“行誼如古之遊俠者流，慷慨好義，重然諾，能與人共患難，輕財貨而重交遊，賓客日盛，車騎日集，其門人有請求，無不立應，因是其名重於大江南北，識與不識，顯慕其風”。這不是仍然在稱讚杜月笙輕財重義、愛好交遊嗎？章太炎學生還請章為杜月笙家祠寫了一篇《高橋杜氏祠堂記》，用的也是這個理由，說杜是當代的大俠，特別愛重朋友（見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