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廣交遊不是目的，貴族之俠遍交朋友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戰國四公子（孟嚐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都曾利用門客與朋友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平民行俠。雖然不能斷然說他們沒有個人目的，但總的說來他們更多的是承繼了作為貴族士人的社會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這些意識與精神在春秋以前是作為一個“士”必須要具備的，但自從貴族社會解體以後，士人群體分崩離析，大部分士人邊緣化，“無恒產者無恒心”，許多人變成了沒有是非觀的遊士。但畢竟這種精神存在了幾百年，在春秋、戰國還能崇尚多元性的時期不可能消失殆盡。它或被一些學派的領袖和中堅力量所接受，成為他們“兼濟天下”的動力；或被一些俠者所接受，使他們勇於為正義、為他人而犧牲。這樣的“俠”在先秦一定很多，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他們承擔著社會的道義、是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
由於俠者有朋友、追隨者和卓著的名聲，自然也就有了力量。他們又有一定的理想追求，自然會對當時的社會秩序構成威脅，甚至演化為對抗，用武力破壞當時的統治秩序。所以韓非說“俠以武犯禁”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上麵所說隻是要證明俠的原始意義不是“武”。當然要與社會主流相對抗、要實現社會正義，沒有“武”也不行。
遊俠存在和興盛的條件是中央集權和專製統治還沒有高度發展的時期，也就是說統治者對遊俠的取締和鎮壓還不太嚴酷的時候。遊俠不是社會運動演變的結果，更非誰強迫他們去當遊俠的。遊俠隻是一種有別於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它不是走投無路者的歸宿，而是生活優裕的人們自覺自願的選擇。遊俠亦非謀生手段、更非追求發達的途徑，而且選擇了遊俠這種生活方式還會給他們帶來許多麻煩或不幸。一些人去做遊俠主要是滿足精神上的追求。這就像唐·吉珂德一樣。可惜中國沒有產生塞萬提斯把遊俠的內在追求描寫出來。《水滸傳》寫的是被生活所迫的遊民而不是遊俠。
後世的俠客受了古代遊俠傳統的影響，自動脫離社會秩序的人們。他們被理想化的遊俠生活迷住了。之所以會發生這種狀況往往與人性中的尚武精神、對超凡力量的崇拜和人性中對於善良公正的向往有關。古代遊俠的流風餘韻尚未泯滅，因此有些人、特別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或有一些叛逆精神的人們，便學做遊俠。他們不滿足於平庸的生活，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義的生活便去做遊俠。如果你一旦厭倦了這種生活方式，還可以改弦更張。隻要你沒有加入有約束力的地下秘密組織，就不必像武俠小說寫的那樣，一定要通過“金盆洗手”才能回到主流社會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