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是學師範的，雖然以它業謀生，但對教育總不能忘懷。大多數的同學還是服務於教育領域，有時同學聚會也愛聊聊這方麵的問題。許多同學感慨學生素質的下降，並認為其症結在於中小學文科教學的不成功。
中小學的文科，大體上包括語文、政治、曆史、外語四門，搞好這四門的教育，不僅關係著其科目本身的知識的掌握，而且也是培養高素質學生的基礎，現在提倡素質教育，我以為首先要抓好這四門，它是基礎的基礎。
過去我們在教育上的失誤以這四門課為最甚。大體上說，我們把語文課搞成了政治課——在選取教材時隻是考慮配合當時的政治需要；政治課上成了翻餅課——教材的觀點不斷地翻來翻去，沒完沒了；曆史課是以論代史，有論點缺少史實，而且小學、初中、高中這三段都有曆史，內容不斷地重複；外語課也是沒完沒了，現在的英文課是從幼兒園一直學到博士後，據說隻是達到美國初中學生的水平。當然這些問題雖然出在教育上，但根源在於大環境，誰也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但也應該看到近一二十年來大環境有很大的改善，而這四門文科，雖有改革，但進展不大，與大環境是不能匹配的。
我們為什麼要有語文課，過去老在閱讀和作文上兜圈子，這不能說“錯”，但不全麵。語文還擔負著傳播和傳承文化的作用。中華民族不是靠血緣、宗教聚攏在一起的，它主要是靠文化凝聚的民族。不懂得古聖先賢所創造的優秀的文化遺產就不可能對中華民族產生深摯的情感。可是翻翻我們五十年來的課本，隻有一個很短暫時期注意到這點。那是1955年至1957年間中小學教改，學習蘇聯（俄國文學史隻有三百多年，但當時蘇聯當局很重視），把語文分為“文學”和“漢語”兩門。初中文學課本選錄古今文學名篇，高中則按照文學史的順序選講中國曆代名著，按這種教材施教，從高中畢業後基本上對中國優秀的文學遺產有了初步、但較為完整的認識。可是自1957年夏秋以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廢掉了這套課本，改回稱“語文”，語文課中選了大量的當時的報刊社論和政治文獻。六十年代初，稍有回轉，文革一來再次跌入深淵。後來語文多次調整，但57年落下的病根很難祛除，直到今日，語文很難與政治課劃清界限了。
政治課不用說了，它是直接受大環境影響的。我覺得政治課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點在於使政治課內容穩定下來。由於思想的日趨多元，人們對它的理解肯定有分歧，但不管分歧有多大，我想建設法治社會、公民社會的目標不會有多大分歧。那麼，我認為中小學的政治課就應以法治教育、公民教育為主。1954年我上初中，當時的政治課就是《憲法》課，上高小時還宣傳過《婚姻法》。現在法製比那時健全多了，公民掌握的法律知識應該比以前更多。五十年代的做法可資借鑒。
我在中小學十二年間，中國曆史學了三次，不僅是多次重複，浪費時間，而且沒學到什麼東西，隻記了個唐宋元明清朝代次序和一些觀點而已。例如古代社會的分期，農民戰爭是曆史發展動力，明代產生了資本主義，如果沒有帝國主義西來中國也會緩慢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等等，即使有點史實也隻是“階級鬥爭”、“生產鬥爭”（1979年我參觀洛陽曆史博物館，館中展覽隻有兩種，一是階級鬥爭工具，一是生產鬥爭工具）。學習祖國曆史的目的是了解民族成長過程，從而增加自豪感的，因為中小學曆史書上對這個“過程”講得太少，課程設計者的興趣在那些“觀點”上，學生隻記了與他們關係不大的觀點，對史實卻知之甚少，而一般人感興趣恰恰在於那些激動人心的史實。過去民眾的曆史知識大多來自通俗小說和戲曲，這些知識往往是錯誤的。受過中小學教育的人們本來應該對自己民族的曆史有比較多的和準確的了解，而我們的教材很難負擔起這個任務。我上高中時，講世界史的金啟綜先生（後調往內蒙古大學），多注重講史實，直到現在，英國的“光榮的革命”，巴黎街頭的巷戰還留有很深的印象。
外語本應是一門比較超脫的課程。語言學在斯大林看來都是沒有階級性的。可是回顧我們在學習外語問題上走的彎路絲毫不亞於其它文科。解放初，大城市中大都停了自三四十年代已經曰漸普及的英語教育，改為俄語。俄語教師缺乏，就讓英語教師現學現教。我的高中俄語教師就是學英語的出身。後來中蘇交惡，俄語逐漸變冷，文革中，當年一些學俄語的積極分子甚至被打成蘇修特務。英語狀況比五十年代初好了一些，但也沒有熱起來。學生們中間流傳著“不學ABC照樣幹革命”。當時學校裏即使有外語課，學的也是外國人聽不懂的英文版《毛主席語錄》之類。
中小學四門文科教學中最重要的還是教材的問題，它受到眼前方針政策的幹擾，不穩定，變來變去，不僅是該學的沒學，即使學了的也不係統。我們在強調素質教育的時候，更應該關注中小學的文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