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教育現代化的對話——廢除科舉
王學泰王毅
王毅：2005年是廢除科舉製度一百周年。科舉被廢除雖然已經整整一個世紀之久了，但它的影響、它給中國曆史留下的許多值得思考之處，這些東西的意義還遠遠沒有消逝。所以恰逢這樣的時候，我們似乎可以就科舉製度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以及科舉製度與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關係做一點討論。
王學泰：那麼讓我們來看看在這個題目之下，有些什麼值得今天特別回味和深入認識的問題。
科舉之廢與晚清局勢
王毅：現在人們對於科舉與科舉時代的教育和考試製度可能已經感覺十分遙遠。舉一個例子，汪曾淇先生在1957年發表一篇介紹國子監來龍去脈的散文，文章的開頭就說他以前雖去過國子監，但是從外表看不出這座皇權時代國家大學有什麼製度要領；他又從首都圖書館借了幾十本有關的書來看，還是所得不多；最後他是聽了一位當年在國子監當差、侍候過翁同和、陸潤庠等晚清“祭酒”（類似後來的國立大學校長）的雜役聊天中對許多當年情況的介紹，才明白了有關國子監的許多事情。對於傳統文化有深厚修養的汪先生尚且如此，別人的情況就不難得知。所以在更具體的討論之前，還是有必要先介紹一下廢科舉的具體過程。
王學泰：一百年前，清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上諭，接受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六位大臣的籲請，“自丙午（1906年）科為始，所有鄉試、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也就是說實行了1300年、對於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影響極深的科舉製度就此終結了。這個決定似乎有些突然，主持科舉的禮部對此一無所知，他們剛剛費了好大的力氣破除迷信（人們認為明代修貢院而亡國，修貢院不吉利，所以一直任其破敗；庚子事變後簡直不能用了），準備重修已經很殘破不堪的貢院，沒想到貢院從此沒用了（北京貢院拆毀最早，一進民國就成為居民區了）！
廢除科舉是件大事，因為它麵對的幾十萬讀書人和一千多年深入人心的影響。戊戌變法時，康梁雖然也提出“興學校”，但沒有敢提“廢科舉”，那時隻提“廢八股”（也許這是個策略，因為學校與科舉不兩立，學校興，科舉必廢）。“八股”已經作了五百多年，可以說連新的題目都出不來了（清代八股文題目都要用“四書”原文），八股文的“截搭題”（上句之尾與下句之頭，湊成的題。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可以截搭為“說乎有朋”）的荒謬，使得這種文體已經弄到人神共憤的地步。
王毅：這種考試方式的荒謬程度，可舉一個例子以見一斑：陳獨秀在《自傳》中記述自己當年參加科舉考試的情況，當時出的截搭題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陳獨秀回憶說：“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
王學泰：戊戌變法在老佛爺的幹預下失敗了，“新政”幾乎被掃蕩殆盡。但戊戌政變後僅兩年就是庚子事變，經過事變、轉危為安的老佛爺性格有些改變，用唐德剛先生話說“氣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紀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軍政大事，也不敢亂作主張”（《晚清七十年》）了，對於社會上變革要求逐漸能夠感應了。當時熱衷新政、興學校的地方官都切實感到“學校養士”與“科舉取士”之間存在著巨大矛盾（宋代徽宗時，搞“三合法”也一度廢科舉），長期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首先提出要在十年之內廢科舉。當時的軍機大臣是遇事模棱兩可的、人稱“琉璃球”子的王文韶在廢科舉問題上卻態度堅決，持反對態度，而且毫不退讓，並揚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爭之”。另一個軍機大臣是榮祿，他是滿人，非科舉出身，不好表態。拖到1905年5月，王文韶因老病離開軍機處，主張立即廢止科舉的袁世凱看準了機會，聯合端方又拉上張之洞等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廢除了科舉製度。
科舉雖廢，餘緒猶存
王毅：的確，廢除科舉這麼大的事情在倏乎之間就完成了，這似乎應該標誌著中國近代以來製度變遷的大勢所趨。然而另一方麵，我們又不能說以科舉為代表的傳統教育選拔製度，真的已經離我們而遠去、真的已經成為曆史了。
中國現代教育製度與科舉製度之間的博弈過程有許多戲劇性的場麵，比如當初設立“京師大學堂”的時候，因為科舉製影響之大，使得每到了鄉試、會試期間，大學堂宿舍中的學生就走空了一半。這種局麵現在當然不能想象了，但是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在我們今天的教育考試製度中，科舉製度確立的許多基本的原則，比如把知識的本源歸附於政治權力，把體察“聖人”的意誌和語錄作為學習和考試的惟一標準（“代聖立言”），比如對於人類多元文化成果的排斥，比如教育體製與國家行政體製的高度合一，比如因為教育考試體製與行政體製一體同構而導致的嚴重腐敗等等，就依然一直嚴重地梗塞在一百年以來的教育發展過程中。
王學泰：高考剛剛結束，各種媒體都把高考放到極重要的位置，幾乎全社會都動員起來了，一切都要為高考讓路。考完了，媒體又開始議論誰是狀元、各地的狀元會受到當地政府如何優惠等等。從這些議論中，我們仔細揣摩一下群體的情緒心態以及價值取向，令人恍如在科舉時代。
王毅：時過一百年，社會也經過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麼為什麼人們卻很難走出科舉製度的餘蔭呢？這的確是需要認真說明的問題。
科舉在中國製度文化中的重要功能及其形成的過程
王學泰：造成科舉遺緒延綿不絕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為科舉曆時太久，如果從知識階層通過一種製度安排、能夠進入統治階層說起，幾乎近三千年。春秋以前社會的管理層或說統治層是士以上的貴族。隻有貴族才有資格進學校，擁有知識，具備管理技能。春秋以後原來的貴族社會管理體係解體。以孔子為代表的學術下移，有教無類，使得一批不是貴族的人掌握了文化，成為新的知識層人士，從而獲得了進入管理層的資本。因此《管子》中對社會製度管理層人員來源的設置就產生了變化。“士”之子恒為“士”，但農夫之子中的“秀者”也可以擢升為“士”（後來還有主張通過軍功進入管理層的設計——法家的主張）。這就破除了社會階層之間、特別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不能流動的製度藩籬，其意義是很大的。
但此時的流動是社會轉型造成的，還遠不是製度安排和設計的結果。漢代建立了“察舉”製度，“察舉”腐敗後，曹魏改用“九品中正製”（由中正官主持的地方評議）。後“九品中正製”也腐敗了，隋朝誕生了科舉，科舉前後兩階段：1，唐五代基本上是考試與推薦相結合，有點像“文革”中選拔工農兵大學生，開卷考試，其錄取與否與萁名望有關，而名塑多來自有權有勢者的推薦，進士科考試內容不太確定，一般說來比較重視對策和詩文；2，宋代和宋代以後，采取密封、謄錄製度，基本上依照考卷決定去取。考試內容則以經義為主，明代以後“經義”發展為嚴格的八股文。
、其次是科舉製度麵對的社會麵越來越廣。它一出現後馬上就成為王朝官吏的主要來源，特別是宋代和宋代以後其製度設計就是把入仕之途盡量向社會下層開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一句空話，許多曆史學家做過這方麵的統計，例如，北宋能人《宋史》的官員46.1%來自寒門，南宋從兩個年份進士題名錄來看，非官員家庭出身的進士一個占56.3%；一個占57.9%（轉引自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就拿明清一直堅持以八股取士來說，也可證明這是為貧寒人士開放考試之門。“八股”題目都來自《四書》，學作八股隻要熟讀《四書》就得之太半。如果考試以策論為主，就非要博覽群書不可，那時沒有圖書館，寒士到哪裏去找？《儒林外史》中寫了一個匡超人。他沒有發達時還是農村勞動青年，是一邊幹活，一邊讀書的，他讀的無非也就是《四書》以及八股選本之類常見書，也能考中。範進是中了進士的人，但連蘇軾都不知道是何許人，大家笑他無知，這正說明他的極貧困的家世。因此可以說科舉考試不是少數人的事，凡是有誌進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它的社會動員麵是極其廣泛的。
其三，科舉使得許多人一登龍門，身價百倍。這一點在《儒林外史》中有著生動描寫。範進在中舉的當天連飯轍都沒有，抱著一隻雞跑到集市上去賣。可是隨著中舉報單的到來，銀子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奴仆有了，真是一步登天，這怎麼不激起人們豔羨？就是“進了學”——考中秀才，這個科舉中的最低層次的功名，也是不得了的大事。報祿的一到（送通知單的），全村大喜。當了秀才就可以改換門庭，把門框提高三寸，因為秀才的帽子可以三寸的頂子了（見齊如山《中國的科名》）。又如乾隆之前，本來不許旗人參加科舉考試（男性旗人在原則上都是戰士），怕沾染漢族文人柔弱之習。可是不行，旗人對科舉考試獲得的榮譽羨慕的要死（旗人不必通過科舉道路照樣可以做官，而且升遷更快），非要參加不可。乾隆後科舉也向旗人開放了，而且條件比漢人優越得多（這令人想起漢人婦女以纏足為美，舉世羨慕小腳。旗人本不裹腳，有些男性旗人竟自約束自己腳，穿襪套，當時稱為“刀條腳”）。不僅旗人，有些在中國生活久了的外國人也對科舉生豔羨之心。《春冰室野乘》中說清末在中國做海關總稅務司長的英國人赫德的兒子赫承先“酷慕中國科第之榮”，也學習寫八股，練台閣體的書法，要求參加癸巳（1893）科的鄉試。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從中可見科舉製影響的深遠。
王毅：通過科舉選士製度的發展成熟，士紳由先秦諸侯國家的小臣和鄉曲之士、中古時代許多高門大族的“門蔭”、“部曲”等等，逐步變為了日益與統一皇權國家組織方式相互適應的、能夠全力在社會結構的兩極（皇權與底層社會）間進行雙向調節的關鍵力量。中國千百年來的選拔製度的發展以此為焦點，也是因為建立和維係這個骨架對於金字塔式社會形態的運行來說，從始至終都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在交通和信息等社會組織手段非常有限和非常粗陋的農業社會，人們通過什麼方式才能將一種統一的文化形態和取向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龐大社會空間的每個角落？直到今天，我們都是要曆盡跋涉之苦才能到達的那樣一些山鄉之地，那裏卻能夠產生出一個又一個的舉人、進士、大學士，留下直到今天仍然讓人歎為觀止的“學士第”、“大學士牌坊”、“丞相墳”之類彰顯文化身份的長久標誌，這裏麵包涵的意義當然遠不僅是一種個人命運的改變，更主要的是通過這成千上萬躍上“龍門”的人物，將統一政治和文化形態的理念、規則、社會價值向心力等等輸送到這個社會製度的基礎層麵之中，這種不舍晝夜的“輸送工程”對於皇權國家製度運行的意義顯而易見。因為這種大一統製度的穩定運行要依靠科舉製的成熟，所以唐德剛先生歸納傳統中國的特點時，就是把“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製度”、“中央集權”與“高度科學化的文官製度為骨幹”這幾項製度原則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可見，當時條件下科舉選拔製度的“高度科學化”，是統一龐大皇權國家賴以存在的基礎性條件之一。從權力學的角度來看，因科舉製度的根本指向隻是在於，在龐大宗法國家的“層序”環境中始終維係皇權對金字塔體係的控禦，於是聚集了巨大的統治成本才得以建構的科舉教育、選士任官、考課監察等政治、文化和行政製度，都是圍繞著這個目的，以及為實現這個目的而建立的官僚係統而運行的。而中國區別於西方中世紀的行政製度特征也就因此形成。
王學泰：科舉製度的思想背景是“選賢任能”和選拔人才於寒俊之中。這種思想意識產生於西周和春秋時期，實際上反映了沉淪下僚士人們的期待。他們編造了或改造了一些曆史故事。如伊尹說湯，成為商的開國元勳，而伊尹隻是個媵臣（陪嫁的奴隸）；殷高宗（武丁）從築城的奴工中發現了賢人傅說；周文王師事薑太公，齊桓公相管仲，秦穆公以五羊皮換取奴隸百裏奚而命為相等。這些有的是傳說，起於春秋間，有的是把曆史改造了，如太公望乃是薑姓部族，進攻殷商時姬周與許多部族聯盟，薑氏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姓。儒家把它改造為一個落魄的隱士成為帝王師的故事。
這種拔擢下層人士進入最高統治層，其作用是多方麵，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增大最高統治者的權力。中國改朝換代的頻繁，最高統治者打夭下時都要聯合能夠聯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後，以前的聯合者必然要分享權力，成為最高權力的威脅者；太平時期也是如此，掌握權力過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統治者權力的威脅。解決的辦法就是不斷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權力日增的大臣。小臣被拔擢感激涕零，一定會兢兢業業做好工作。科舉製本質上就是一種製度化的選拔小臣的方式。另外出身於社會下層的小臣進入了統治高層確實帶來新的氣息，是官僚層的新鮮血液。然而要記住，“小臣”不是下層民眾推舉的代表，他們隻是了解下情，可作為施政的參考。他們是小臣，與最高統治者距離懸絕，是匍匐在統治者麵前的。如果他們的思想意誌與決策者差距太大，他們並沒有改變決策者的能力，甚至不會有這個願望。小臣隻能改變自己以適應朝廷。因此，科舉製的產生不是抑製皇權專製的，而是調節它不使之畸形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