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可見科舉製是最高統治者遴選小臣的製度，可是它在史書中是與教育放在一起的，因為生為士人的人生目的就是給最高統治者當個小臣，如有可能，爬升為大臣。因此科舉遴選的標準就成為士人們努力奮鬥力爭實現的目標。這就決定了士人們的學習和努力的方向。這對統治者說來也是很合算、很省錢的事。他們隻管選拔，不管培養。雖然州府縣名義上都有學校，在明清中後期這些學校隻是管理秀才的衙門，對他們很少有培養的責任。人們讀書大多是自學，或者自費到州府縣裏私人或官家開辦的書院聽課學習。這種培養人才的方式是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
因此不論是從“用小臣”的角度看，還是從自社會下層不斷地吸收新鮮血液的角度來看，科舉製度都是起著加固皇權專製統治的作用的。
王毅：除了農業社會物質和技術條件有很大限製這個原因之外，科舉考試內容的日漸狹窄，最後成了八股的一統天下，這還由於皇權社會後期的製度，對於知識分子能動調節作用的允許和需求程度越來越低微。比如我們看唐代的科舉取士，除了常規的考試以外，還有皇帝特召的人才考試，稱為“製科”，其名目繁多至八十多種，比如賢良方正極言極諫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等等。但是後來這種考試在宋代以後就越來越萎縮，乃至形同虛設了。明代初，當時最有學問的大臣在皇帝麵前的自稱是“蟣虱小臣”，一直到明代末的崇禎時代，人們信奉的政治原則還是：“皇上神聖，臣子不宜異同。”這種情況下，因為皇帝一個人永遠是聖明無限，所以其他一切人就再也沒有了“極言極諫”、“才識茂明”的資格。於是科舉考試也就成了塑造標準化行政工具的基本方式。陳寅恪先生在1952年贈鄧之誠的詩中說：“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學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據研究家考證，此詩是針對當時的情況有感而發，但是很明顯，知識依附於權力早已固化成為了一種“成規”，或者如你剛才所說，知識分子把自己人生終極價值固化為充當匍匐在皇權政體麵前的小臣，這的確是科舉史遺留下來的一項最主要製度結果。
但是這樣一個今天看來悖逆於現代社會方向的結果，它在曆史上非但是一種人們的“主觀惡意”安排，相反它在曆史上對於中國文化在中古時期世界領先的地位曾經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如果我們把中國科舉的這種情況與歐洲中世紀時的教育情況有一個比較，則情況可以看得更清楚。羅馬帝國沒落以後中世紀社會的重要標誌，就是以往作為社會結構、官僚政治和羅馬法律體係者支撐的知識階層不複存在了，於是知識和教育成為教會的特權，知識的研究和傳承隻能龜縮在陰暗的修道院裏。即使是貴族子弟，也隻能接受簡單的“騎士教育”，隻能掌握簡單的讀寫算等知識以及與等級製度相匹配的社交禮儀。至於農民和農奴的子弟，則根本與教育無緣，他們所能學習的隻是從父母那裏傳襲下來的、標誌他們卑賤身份和義務的一些勞作技能，以及宗教信仰。相比較之下，中國科舉時代不論是在教育的普及程度、教育內容的豐富深入、社會底層成員通過教育而改變自己地位相對較大的可能性等等方麵，就都比歐洲中世紀教育有著很大的優勢。
由於傳統中國的教育考試製度，一直在統一龐大皇權國家承擔著重要的結構功能，於是直到17世紀初《利瑪竇中國劄記》評價中國的製度時，仍然把中國的國家體製是由受過係統教育的知識分子來操縱運行，作為一個優於歐洲的特點：“標誌著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人們“寧願做最低等的哲學家，也不願意做最高的武官，他們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發財致富方麵，文官要遠遠優於武官，”——今天，我們在評價科舉乃至更廣義的中國傳統教育與行政製度的優劣短長時，應該對它們曾經具有的曆史作用有一個理解的態度。
不過當我們承認科舉對於傳統中國文化起到過相當重要作用的時候，同時更應該對於它基本的製度性質及其與近現代教育體製的悖逆之處有清楚的了解。具體羅列起來，這些悖逆之處當然很多，但是我覺得最應該注意的就是在科舉、乃至皇權時代整個教育和人才選拔製度中，知識的標準、知識譜係的源頭，隻能掌握在權力者手裏這一點。說得直白一些，就是有權力就有知識、有權力就有真理、有權力就有道德；或者說，有權力就可以在知識、道德等一切方麵對教育和學術耳提麵命、頤指氣使，就可以按照統治權力的需要來安排教育和學術的內容、方向。明代末年著名的思想家黃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訪錄·學校篇》中有一個很概括的說法：“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天子榮之，則群趨以為是；天子辱之，則群擿以為非。”這個傳統當然是因為科舉製的長期發展而日益牢固不移；而這樣的趨勢對於中國教育製度形成自己體係和尊嚴、對於教育走出中世紀的阻礙實在是太大了。
王學泰：統治者把住入仕口，也就是做官的門坎，通過選拔和淘汰確立了教育合格標準。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不死心塌地臣服於我，你就不要做官嘛。讀書人隻有通過這個入仕口才能確定自己士大夫的身份。這樣即使不外出做官，在家耕讀，他也是鄉紳。因此，通過科舉帶動教育的做法本質上是個奴化教育。
王毅：教育和官僚選拔製度的奴性化的確是中國體製的大問題。抗戰前夕，王芸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傅斯年曾對他說過一段話：“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姨太太作風”竟然成為了一種製度特征，這是很可怕的。而造成如此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舉對所有讀書人思想的牢籠、對他們社會性格和社會角色的強製性塑造。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有一段深刻的話：在專製國家，教育是在培養壞的國民，但同時他又是在培養好的奴隸（大意）。他還說：“專製國家的教育所尋求的是降低人們的心誌。專製國家的教育就必須是奴隸性的了。甚至對於處在指揮地位的人們，奴隸性的教育也是有好處的。”而為什麼“降低心誌”的奴化教育對於身處“指揮地位”的官員們尤其必需，科舉發展史可能就是最直接的說明：明初開始，一方麵是讀書人“不為君用”就要殺頭等等；另一方麵對於官僚的選拔一定要通過科舉這個製度化、標準化的“篩子”。所以除了況鍾等極個別的人因為實際行政才幹突出而得以升遷為重要地方官員之外，不經科舉（“正途”）而進入官僚體係者幾乎沒有，就說明了這種將知識分子塑造成為標準化工具的製度定式已經多麼強勁。
居身於這樣大勢之下，受教育者、應試者個人是無可奈何的，他隻能壓製自己而適應這套製度，就像現在無數家長都明白“應試教育”是苦海，但是除了督促自己的孩子加倍努力在這個苦海裏麵掙紮以外又沒有任何辦法。晚清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中再三叮嚀：“若誌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誌在作製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誌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騖，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這是從正麵對教育製度原則的強調。而康有為從反麵的批評是：“（八股）立法過嚴，以為代聖立言，體裁宜正，不能旁稱諸子而雜其說，不能述引後世而謬其時，故非三代之書不得讀，非諸經之說不得覽”（《請廢八股試帖法試士改用策論折》）——連“諸子”都不能涉獵，可見教育考試製度已經走到何等逼仄狹窄的死路上。
由於選士製度關注的焦點，是如何建立和維係統一皇權體係的運作，所以這一製度對士人知識和能力的考察，也就必然集中在他們是否將“內聖外王”那一套儒家的政治倫理學說與自己的生命和思維融為一體；而一切與維係和強化皇權社會倫理沒有直接對應關係的其它知識和技能，就越來越被作為了強化“科舉型知識體係”的犧牲品。早如中唐時期學者劉禹錫就指出：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員往往隻是注重儒家倫理而沒有起碼的具體行政能力（“修身而不能及治者”）。
這種情況當“策論”在科舉考試中尚有相當地位的時候，就已經如此，宋代蘇軾曾說：近來的讀書人，將經史上事例與時務題目編纂在一起，等到考試的時候，用這些宏篇大論嚇唬考官。其實應試者並沒有真才實學，於是這樣的考試比僅僅以詩文為考試內容弊病更大（《議學校貢舉狀》）。後來就更是如此，所以明代初年的著名學者宋濂說，當時的學者隻知道“以摘經擬題為誌”，結果是除了幾本經書之外，其餘別的知識一概茫然無知，對他說起一件事情，則瞪著兩眼、僵著舌頭不知如何回答。
王學泰：明清兩代的八股。八股是科舉製中最受詬病的。其實考八股與科舉製度的設計是一致的，對於選拔官吏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麵的。也就是說做八股文是培養這種專製體係下合格官員的重要手段。
為什麼選擇了八股？這種文章又稱經義，就是闡述經書中所體現的儒家思想，要代聖賢立言，也就是設想自己是聖是賢。你想一個人數十年設想自己是聖賢，這種思想意識必然是牢記在頭腦裏、融化到血液中，最後還要落實在行動上了，這就所謂的“內聖”。心中除了“聖賢”這一套外，對於其它是一無所知。特別是明清兩代，地方官的一些純技術性的工作分給師爺做了。訴訟有“兵刑”師爺管了，催租收稅有“錢穀”師爺管了，連書寫公文書信一類的文字都有文案師爺代勞。這些“內聖”的官員把握好原則就可以了。朝廷六部九卿的官僚也是如此，技術性的工作都有吏胥去做，而吏胥幾乎是祖輩傳流的。因此，南宋的葉適感慨地說“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官不世襲，而吏世襲）。這種胸懷“內聖”的呆瓜做了官，基本上還是守臣子的本分、不會犯上作亂的。這就是“外王”的最低標準。以上是價值上的原因。
還有技術上也就是操作上的原因。
一篇八股七八百字不需長篇大論。全文分為八段，各有程式，考官衡文時容易有共識（本來對於文章好壞很難有共識的，八股則例外。這有些像現代體育競技中為跳水、體操等項目打分一樣。考官可以把一個連續的動作分割為若幹片段後一一評判）。另外，八股題目基本上是從《四書》中出。參加考試者有最基礎的書——宋儒注的《四書五經》就可以了。如果搞對策，就要比誰讀的書多，熟悉曆代興廢治亂，那要看多少書？古代沒有公共圖書館，書非要自備不可。所以隻有考八股文才能最照顧下層有誌於讀書越龍門者。相對較為公平。
人們責備八股三大罪狀：第一，說八股使人無學無文。按八股不是培養文章家、學問家的，它隻是培養官僚的。做官僚的首先要熟悉統治階級賴以論證自己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意識形態。以八股為業，實現的就是這一點。第二，人們說八股束縛思想，的確是束縛思想。但古代從經濟上說是農業社會，從人際組織上說是宗法社會。政務相對簡單，儒家經籍中基本上告訴了人們如何“牧民”。思想有所束縛對於官來說是必要的。第三，八股最便於鄉曲之士，實際上這個製度設計就是想把最底層的讀書人也納入政權係統。這種批評所觸及的，恰恰就是八股所以樂於被統治者所用的原因。
王毅：如我們剛才回顧的，中國傳統的教育體製對於發展和維係皇權時代統一完整的製度體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是在1898年戊戌變法時，康有為籲請光緒廢除八股，但是他仍然留戀地陳說中國的科舉選士如何遠優於歐洲中古的貴族製度，並且是西方現代文官製度的先導：“任官先試，我莫先焉，美國行之，實師於我。”
中國傳統教育製度的上述屬性及其與近現代世界教育發展方向的悖逆，其實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中西教育製度在根基上的區別發展而來的。舉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到這種區別的關係重大：明代初年國子監的太學生們，對於朱元璋鈐束天下臣民之酷虐頗有怨懟，於是有個名叫趙麟的學生帶頭寫了一張沒頭貼子。朱元璋聞之大怒，查出事情是趙麟所為，於是將他梟首，並在國子監立一長杆，將趙的頭顱掛在那裏示眾。事情過了十年，他的怒氣還沒有消，一次又召集國子監全體教職員和學生訓話，訓詞原刻南京國子監的碑上，在北京國子監也有一通副本並一直保留了下來：
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憑嗬，都不饒，全家發向煙瘴地麵去！今後學規嚴緊，若有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貼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售，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將那犯人淩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發往煙瘴地麵。欽此！
碑的下半段更刻了對國子監工役膳夫的管束規矩，以及違規之後的處罰：“打五十竹箅子”、“處斬”、“割了腳筋”等等。因為這類訓示最明確地表明了統治權力對於教育製度和受教育者的絕對淩駕，所以後來汪曾祺先生說，它“比曆朝皇帝‘崇儒重道’之類的話都要真實的多，有力的多”。
王學泰：科舉製是個選官製度，並以此來拉動教育。這種製度普及社會，深入人心，凡是受教育者都把讀書當官作為惟一的目標與出路。這樣教育也成為一元的、單向度的。由此出發，其評價體係也是一元的，也就是說要求受教育者都能達到掌握“孔孟之緒言”，領悟經典的“精微之奧旨”的程度。這與孔子時還講求的“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比起來是遠遠落後了。孔子的教育反映了當時的知識水平，囊括了當時大部分知識（隻是缺少醫農）；到了科舉時代的讀書人，不能說全部，但其中的大多數人是除了孔孟的糟粕外，別無所能（如《儒林外史》的範進、周進）。這種教育也會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