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古城返照記》
戊戌年（1898）陰曆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後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發動政變，拘禁光緒皇帝，取消新政、恢複舊製，宣布了革新變法運動的失敗。十一日，慈禧下詔（當然還是冒光緒之名），把參與變法的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康廣仁、劉光第等人逮捕交於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加審訊。實際上根本沒有審訊，隻隔了一天，十三日，楊深秀等六人就被拉到菜市口斬首示眾了，這就是曆史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住在上斜街（距菜市口不遠）的徐家聞訊買好棺材準備到菜市口收屍，不料那天殉難的卻沒有徐致靖；這很奇怪，徐在七人中品位最高、逮捕時也名列榜首，卻逃過此難，給曆史留下一個謎。當然慈禧也沒有饒了徐致靖，十四日上諭宣布對他“永遠監禁”，其子翰林院編修徐仁鑄“永不敘用”。徐仁鑄上書要為父親頂罪，未被理睬。
從徐致靖（1844-1918）所受的處分來看，他應是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然而近代史對這位新黨人物研究很不夠，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曆史大辭典·清史》“徐致靖條”連他的生年（錯為1826）都搞錯了。
徐家本是江蘇宜興大族，徐致靖的父親徐家傑字冠英，號偉侯，道光二十七（1847）年中進士，長年做地方官，晚年任北京金台書院山。占籍宛平，遂為北京人。有三子，臻壽、致靖、致愉，（後麵談的徐淩霄為致愉子），以致靖（字子靜）最為有名。他是光緒二年（1867）進士，戊戌時他官拜禮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徐家人有點“與時俱進”的意味，徐家傑與洋務派領導人李鴻章為同年至交，思想比較接近、傾向洋務派。到了徐致靖及其子輩則傾向革新變法，這是跟著時代前進的。
徐致靖長子湖南學政徐仁鑄（1868-1900）、次子翰林編修徐仁鏡（1870-1915）及其侄舉人徐仁錄（康有為的學生）都屬於新法派。仁鑄是光緒十五（1889）年進士。二十二年（1897）任湖南學政。當時湖南巡撫是傾向變法的陳寶箴，湖南遂成為變法派的大本營，聚集了許多維新人士。仁鑄在湖南獎掖維新士子、推動變法，還致書請父親向光緒皇帝推薦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致靖於戊戌（1898）四月二十日（陽曆6月8日）上書皇帝《請明定國是疏》（是康有為代擬）要求光緒正式推行新法、實施新政。上書後第三天（6月11日）皇帝頒布《定國是詔》？這是戊戌變法正式開幕。變法開始後（6月13日），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皇帝保薦康有為、譚嗣同、張元濟、黃遵憲、梁啟超等力主變法的領袖人物。光緒皇帝四月二十六日下詔說由於徐致靖的推薦，康、張二人準備於二十八日召見。在變法中徐致靖多次上書，主張廢八股、開書局（翻譯西洋書籍）、裁冗官等。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在戊戌變法中徐致靖的重要作用。變法失敗，慈禧最恨康、梁（她認為康梁是挑撥她和光緒“母子關係”的首惡）。但康梁都是被徐致靖引到光緒身邊的，慈禧對徐致靖痛惡可以想見。
徐致靖意外逃生，其外孫、梅蘭芳的秘書許姬傳認為徐致靖僥幸未死是由於李鴻章的援手。當時李鴻章在朝中已經是舉足輕重了，他轉托慈禧身邊的紅人榮祿，榮祿向慈禧說“徐致靖整天在家裏唱昆曲、吹笛子，他並不懂新政，恐怕是上當受騙”。又說他升了禮部右侍郎，皇帝並沒有召見。用以說明他不是“帝黨”。這樣才保下徐的一條命。據徐家後來回憶說，徐致靖五十以後即患耳聾，而且聾得特別厲害。光緒召見變法人士，怕太後安排的人在門外竊聽，聲音很小，徐致靖根本聽不見，所以不是有特別緊要的事情光緒不召見他。
在獄中徐致靖堅信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確，其侄婿言謇博去探監，徐不談家事，對言謇博說：“我們主張變法改製，效法明治維新，可謂對症下藥，雖然沒有成功，但我相信，將來還要走此路，這是大勢所趨，少數人阻撓不住的”（見《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過了兩年，庚子（1900）事變，八國聯軍打入北京，慈禧、光緒西逃，清統治機構癱瘓，監獄自然也不例外。刑部大牢裏的犯人都跑光了，可是作為忠臣的徐致靖覺得自己仍是大清國的犯官，不能被外國人放了，不肯走。當時管刑部獄的司官喬樹楠是徐致靖的年侄，平時很照應他，此時來監獄告訴他，明天獄中不開飯了，徐致靖才無可奈何被其子接出了獄。
出獄後，徐致靖沒有跑回老家，依然“待罪京師”，兩個月後，徐得到“老佛爺”赦旨才離京到杭州度其餘生。後來徐的思想又有所變化，辛亥革命之後，徐致靖指示孫子、外孫剪了辮子，自己也剪了辮子。有個軍機大臣的兒子問他：“年伯世受皇恩，是遺老，何以剪辮？”徐致靖回答說：“我不是遺老，也不擁護滿清朝廷，但我非常懷念光緒皇帝。因為他和我們誌同道合，主張維新變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認為慈禧是中國的罪人，也是滿洲的罪人。請你以後再不要稱我為遺老。”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不僅反對袁世凱稱帝，也反對張勳複辟，反對康有為參與其事，可見徐致靖晚年雖然未參與政治活動，但其堅持進步的思想傾向並未改變。
洋務派多是一些取得較高的位置的士大夫推動，而維新變法主要是在下位的進步士大夫領導和推動的。身在高位的官員參加者不多，特別是熟悉朝中情況的京官，平常談談新法、議論議論革新，也很時髦，但很少有人願意拂逆慈禧太後心意貿然投入帶有些轟轟烈烈色彩的戊戌變革運動中。大老翁同龢支持變法與他是光緒帝師傅有關，他希望通過這場變革把太後的權力轉移到光緒手中，這是他作為師傅的職責。這一點慈禧也有所警惕，所以光緒的《明定國是詔》一下，翁同龢馬上被慈禧開缺回籍，在政治上一捋到底。在高官中徐致靖是個異數，他熱情地支持變法，並沒有個人利益摻雜在裏麵。甚至新法中有些條款在某種程度上對徐氏家族的利益有所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