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當時社會崇拜科舉，平人之家中個秀才都被視為改換門庭，歡欣不已。而徐氏一家舉人、進士、翰林聯翩而出，其家乘《繁衍集》中把清中葉以後徐家科舉盛況概括為：“祖孫父子叔侄兄弟同登”科；“一時同堂五進士”；“父子三翰林”；“三代十科十二舉人”（轉引自竺青《（負曝閑談）考者徐一士考略》）。從這些概括中可見徐家科舉之盛，他們一家被人們歆羨自是不爭的事實。這些走上仕途的人們隻要不出常格，自然會有好官美職可做。而變法中有“改革科舉、廢八股，改試策論、開經濟特科”等條款，自是對他們賴以起家的傳統科舉製度的挑戰，不少靠科舉起家的士大夫對此是持保留態度，有的甚至是痛惡的。魯迅就說過他小的時候，家中大人對新法不滿，曾讓他抄寫著名守舊官僚許應騤（許廣平的前輩）反對新法的奏折。從當時社會風氣可見徐致靖支持變法顯然是擺脫了世俗之見和個人的考慮的。徐家一些人仕人士參與變法運動是為愛國心所驅使的，他們認為中國必須走這條道路。戊戌事變以後，徐家宦途式微，但皇權專製的社會也走到了終點。徐致靖所代表的當屬最末一代憂國憂民的士大夫了。庚子以後，新型知識分子產生。徐致靖弟弟徐致愉的兒子一輩徐仁錦（1885-1961）筆名淩霄；徐仁鈺（1890-1971）筆名一士，就與其堂兄徐仁鑄等不同，可以歸入新式知識分子了（雖然由於時代與家學的影響，士大夫的色彩並未褪盡）。兩人均就讀於濟南山東高等學堂，這是國學、外語、現代科學知識並重半新半舊的學堂。他們後來經過學部考試，取得舉人出身，因為是從“洋學堂”培養出來的，世稱為“洋舉人”。
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報國的方式也改變了。他們不是前代士大夫靠科舉做官“兼濟天下”了，而是從事各種類型的知識性的活動，對社會、國家產生影響。如徐淩霄曾在京師大學堂學土木工程，本來打算搞工程設計，曾到長江考察，後來蒿目時艱、目睹腐敗，憤而給報紙投稿，引起了社會關注，遂進入了新聞界，成為民初與黃遠生、邵飄萍齊名的三大名記者。後來徐淩霄與其弟徐一士都以寫作謀生，並借以表達自己對國家和社會的關切。
徐淩霄的《古城返照記》是他的代表作品，此時他與叔父徐致靖及堂兄們的社會地位不同了，但是這本書中所反映的思想觀念是在他們的基礎上又向前進了一步。民初徐淩霄給上海報紙寫專欄“北京通訊”，外交家顧維鈞出使北美，愛讀徐淩霄寫的“北京通訊”，稱讚他的文章“有組織、有思想”。可見徐淩霄雖然出身於舊式士大夫家庭，但其思想頗能跟上時代，一點不落伍。
草草一看，《古城返照記》很像舊式文人寫的筆記掌故，零零碎碎記載一些有趣的事件以為談資。實際不然，從形式上看，這是一部以記述掌故軼聞為主的長篇小說，其中有人物、有故事，雖然人物形象不是那麼鮮明、故事情節也缺少戲劇衝突；但有了人物與故事這兩項，就與單純的筆記掌故劃清了界限，成為了具有現代意義的“小說”。從思想內容來看，書中所記錄無非是清末民初古城北京的官場、學界和梨園的趣聞軼事，也都是士大夫們感興趣的事情，而其中所體現的思想傾向與“五四運動”時期大聲疾呼變革的先驅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北京是古城、五朝故都，現在我們都懷念古城的原貌，尤其當我們想到梁思成先生關於北京是個“大文物”的評價，更使我們對老北京思念不止。這種情感多是從外觀上考慮的，想到這些古代遺存中所負載的文化信息，從而惋惜它被拆被毀。如果倒退一百年，您生活在末代皇帝的都城，就不一定對它傾注這麼多的感情。因為作為皇帝所在的“首善之區”，首先封建專製政治堡壘，是統治全國的神經中樞。匍匐在“天子腳下”的“老北京”以“生在帝王邊”自誇自大。“說到江南人，他們叫做蠻子，山東人叫老東兒，山西人叫老西兒，其他各處的人，在北京人眼裏嘴裏不是‘土’就是‘怯’，若是一個人夠得上稱‘老北京’的，他的臉上是刷了一層金，真不亞於《九更天》的文天祥。”從這段對“老北京”的調侃上可見徐淩霄對北京這座古都的態度。在徐氏眼中北京的內外城、皇城、紫禁城大概不過是“大圈圈裏有個小圈圈，小圈圈裏有個皇圈圈”。這種類似監獄的“圈圈”不僅是控製百姓的核心，即對皇帝來說也是“鎖上加封，永遠圈禁”。徐氏這樣新知識分子對古都的感受是“黑暗暗霧沉沉黃泉路上，陰慘慘來到了天日無光”。這不僅僅是說北京的“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水土氣候，也是講北京在專製皇權的統治下暗無天日的情景。書中以“五千年曆史上最舒服、最威武”的皇帝——乾隆處理的兩個事例作為開篇，解剖了專製製度及其代表者的殘忍和昏聵。這兩個掌故是王錫侯《字貫》文字獄案和英使馬戛爾尼朝覲案。這兩個看來不相關的事情，確實展示出乾隆盛世的真相。
《字貫》是乾隆間文人編的一部字典，在序言議論了幾句《康熙字典》，被訟棍所告。事鬧到乾隆皇帝那裏，他看了看《凡例》，發現其中有康熙皇帝“廟諱”（名字）和自己的禦名，又列在孔子聖諱之下，勃然大怒，下了一道“上諭”說：“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於是王錫侯被處“斬立決”、子孫“監斬候”。王錫侯犯的是什麼罪呢？隻是在初版《字貫·凡例》中提到“玄燁”是聖祖（康熙）廟諱，“弘曆”是今上禦名，為文時要注意避諱（按：原書已被銷毀，這裏據審訊時問答擬寫的），而且這一點在再刻此書時做了改正。讀者可以看出這個案子的重點不在於懲治思想不軌的文人，而在於強調皇權至高無上的絕對性。乾隆也知道王：錫侯不會是什麼異端，但就是借他的人頭叫全體臣民知道皇帝的尊嚴是一點也，碰不得的（一心歌頌乾隆大帝的現代文人如果躬逢乾隆盛世，也不免會落到王錫侯一樣的下場），這是古今中外、曆朝曆代都沒有出現過的事情。此案例一出，不僅給文人寫作帶來問題，最直接的就是在科舉考試中要不要宣布要避“聖諱”、“禦名”等，如不宣布，士子文章中出了問題，考官也有連帶責任，如果宣布，那麼宣布本身就犯了“諱”。這真是個大難題。聰明的劉鏞（劉羅鍋）想出一招，在考試前讓考場士卒舉著牌子宣布。如避乾隆禦名“弘曆”二字則寫《論語》中的“人能道”和《尚書》中的“天之（）數在爾躬”兩個圈圈處是“禦名”要避諱。這真是既可笑又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