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覲見乾隆案更是可笑。這是中國與西方大國的第一次正式接觸，應該視為十八世紀最重要的曆史事件之一。如果中國就這個機會了解了世界，並做出了相應的對策，我國的以後的曆史會有根本的改寫。有人說曆史重大進步需要機遇，更需要政治智慧。可惜的是這次接觸沒有成功，從表麵看好像就在於馬戛爾尼特使不肯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禮，是英國人不肯人國隨俗。實際上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此時皇權專製主義發展到極端，君臣之間距離懸絕；再加上封閉保守，君臣昏聵，缺少政治智慧。更不了解天下大勢，長期以來以“天朝”自居、以天下共主自居。從這點出發，乾隆認為天下（不管中國還是西洋）都應該是自己的臣民、奴才。所以他認為即使是英國國王來朝覲也要行“三跪九叩”之禮，何況“陪臣”（臣子的臣子）呢？他還一廂情願地認為英國“特使”既然恭順，不肯行“三跪九叩”，隻是技術上的問題，即英國人打裹腿，腿是直的，不會跪。所以他很細致地讓接待的大臣在與英使飲宴，“無意閑談時，婉辭告知”必須“三跪九叩”的理由和在下跪時應該先打開裹腿，行完禮再行紮縛。而英國使臣要堅持平等原則，不肯辱國，這樣實現互利的貿易的設想就不能不落空。《古城返照記》中用乾隆的“上諭”把他的糊塗、專斷、貪圖小利、自高自大而又自以為是的麵目刻畫得十分鮮明。
從作者對於乾隆皇帝的批判態度，與他的前輩比較起來自然是個大進步。在思想領域徐氏對於封建的、腐朽的意識形態也是持否定態度的。例如，京師大學堂雖是在新學指導下產生的新式學校，但由於是官辦的，其中有許多腐朽的東西，對於這些作者也是極盡諷刺之能事的。京師大學堂本來是培養新學骨幹的，卻讓一個頭腦冬烘的偽道學家秋定文來擔任“七科總教”（當時京師大學堂就分七科，他相當於現今大學的總教務長），他強調。孔孟為根本，“以《四書》為通習之課”。把一個本意在弘揚新學的新式學堂，辦得與國子監差不太多了。書中把秋定文這個篤守程朱、知識麵狹隘而又自以為是的頑固分子寫得活靈活現。都二十世紀了，新學在知識界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他還主張在未有天地之前即有“三綱五常”這個“理”，仿佛宇宙一誕生就是為了創造大清皇權。他還認為“西學出於墨子，天算格致，僅六藝中‘書’‘數’之末藝”。作者展示這些，就是為了讓讀者看到“古城”皇權專製在意識形態的回光返照。從這裏也可以見作者的態度。作者對於現代西方一些新的思想學說也比較關注，如美國實驗主義代表人物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說，甚至馬克思的“萬事歸本於經濟”論都在此書中有所涉及。
作為曆史掌故小說《古城返照記》的意義主要是在輕鬆的閱讀中給我們許許多多近代文史知識。讀此書仿佛聽一位對於北京特別熟稔的老人講述故事，無怪乎像胡適、吳曉鈴、熊佛西這樣知識淵博的學者、作家對此書發出由衷的讚歎。我讀此書也有此感。過去讀書發現的疑問有些得到了解答。例如有一次我與楊乃濟先生說到老舍的小說中的舊警察多是正麵形象，如《四世同堂》的白巡長，《我這一輩子》的“我”，《駱駝祥子》中的巡警等都是如此，老舍似乎對警察沒有惡感。老舍先生是寫實作家，這樣寫必有其理由。讀《古城返照記》有這樣一個情節。東安市場有個算卦的與問卜者發生糾紛，地麵的警察解決得有板有眼，幹淨利落。陸賈議論起北京的警察“道德上的優點”時說，他們往往“‘表同情於弱者’，若是洋車夫同坐車的發生了爭執，他們總是偏袒著洋車夫。即便看準了洋車夫沒有理，他少不得把洋車夫申斥幾句，可是轉麵就替車夫說情，什麼‘他到底是個苦人，是個粗人，您還同他一般見識嗎，抬抬手他就過去啦’把坐車的說得心平氣和，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洋車夫也就少吃多少虧。若是闊人車馬撞著洋車，坐洋車的撞著行人，他們總是替弱者爭個理。遇著十分有權有勢的，他雖不敢得罪，甚而至於表麵上幫著闊人責罰苦人，可是事情一了，他還背後慰問苦人，給他一點精神上的安慰。我們在各碼頭各洋場，常見巡警拿著棍棒打苦力、巴結闊人，在北京卻很少看見巡警打人。所以北京雖然是官僚的窩窟，近幾年辦的新政，亦多屬皮毛，惟有警政一端，不失為全國模範。”這一段話可能說的就是老舍先生見到的現實（《我這一輩子》中的“我”的所作所為就很像陸賈所說的）。要了解北京清末民初的情景，特別是北京京劇界的實情，《古城返照記》是值得參考的。
從《古城返照記》想到徐淩霄一類民初重要的掌故與散文作家，他們所用的既非當時新文學作家所用的歐化白話，也非文言，而是用一種接近京劇語言（主要是京白）的文字寫作。這種語言受到地域的局限，但讀者也不算少，大約與京劇的觀眾差不太多。這類作者有徐淩霄、徐一士、老宣、齊如山等，後來到台灣後還有唐魯孫、夏元瑜等。現在大陸的現代文學史很少涉及他們是有些不公正的。
（感謝《文學遺產》的竺青先生為此文提供的有關徐致靖先生及徐淩霄先生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