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終於看完了校樣，長出一口氣，如釋重負。看著已經不記得翻過多少道手，邊際已經破破爛爛的原稿，感慨萬千。這個在二十年前基本完成的稿子想不到拖來拖去，一下子拖了將近二十年。一位同事跟我說，當他女兒從外國歸來看他時，看到女兒眼角邊的魚尾紋，馬上想到三十年前從產房抱出她的情景。對於這本書稿我也有此感受。
看到完整的校樣後，我也很自然地想到自上個世紀70至80年代以來，拿著單位介紹信（70年代初北圖即已開館，但必須有單位介紹信才能借閱）到北圖看書的情景。那時北圖開館主要是為了配合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接待革命群眾內查外調的。北圖大廳已經沒有五六十年代那樣靜謐和秋天桂花的甜香或深冬梅花的幽香了。經常可以看到一些革命群眾成幫搭夥地去借解放前的報刊、圖書，並聚在一起嘰嘰喳喳議論，沒有人敢幹涉，因為都知道這準是奉旨在搜羅某某個“特務叛徒走資派”材料的，這是重大的革命行動，誰敢說三道四！這是當時北圖的一景。後來“評法批儒”“批《水滸》”的運動中，北圖又是“三結合”（解放軍、工人和革命知識分子）寫大批判文章，“著書立說”的地方。像我這樣單個讀者很少，於是，在換證和借書時，負責同誌準會拿懷疑的眼光看看你。他或她的眼光準會引起你的不自在，那時除了奉命為“大批判”、為革命而寫作的人們以外，借書、讀書仿佛是刺探情報，別有企圖。那時整個社會與讀書為敵，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我在圖書館感覺最切，這是現在的年青人很難理解的了。不過我還是特別感謝北圖，因為這裏的工作人員畢竟還沒有拒絕我借閱。
那時我正迷戀古代詩歌，我覺得它是亂哄哄、血跡斑斕的角鬥場中的一塊淨土。當時流行於社會的是你鬥過來，我鬥過去，許多人樂此不疲，仿佛是永無寧日，詩歌仿佛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我借病假的機會，每日去北圖讀詩，除了精讀和抄錄外，後來就有計劃地按照時代順序瀏覽。80年春我調到文學所後，北圖也已開放。我托曾一度在北圖當過領導的當時擔任文學所領導的許覺民先生開了一封介紹信，到北圖辦個借書證。憑許先生的麵子，北圖還是給辦了。於是我每次能夠從北圖的普通線裝部借閱有副本的線裝書兩種，北圖“提善”（將認定為善本書籍提走，從此不外借）比我們所（文學研究所）寬很多，有的明代萬曆刊本都在普通線裝部，如有副本也能外借，八十年代很少有圖書館這樣做了。
從北圖線裝部從文津街搬到柏林寺，再搬回到文津街，前後曆時近十年。我在北圖瀏覽的線裝書達一千餘種，大部分是曆代的詩歌的總集、別集，還有一些罕見的民歌俗曲。閱讀中做了一些筆記。後來我在《文學遺產》任編輯時就負責編輯詩歌部分的稿子，常常與曆代詩人對話，我甚至幻想為將來寫部詩歌史做些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