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文化等一些方麵，文帝還大力提倡文教，廣求圖書。他有鑒於長期戰亂，官書散佚，所以下詔求天下之書，凡獻一書縑一匹。經一、二年，圖書大備，整理後凡得三萬餘卷。為廣置人才，文帝又開科取士，並設秀才科，開後世科舉製之先河，也促進了教育、文學的發展。為明全國的教育文化，恢複華夏文化之正統，文帝下詔製訂禮樂，用以來提升國家的文化和素質。
在軍事方麵的，鑒於南北朝晚期，突厥藉強大的軍事力量，不時侵擾北周、北齊。故隋立國後，隋文帝便派將兵攻打突厥，後來更采用離間分化策略，使突厥分為東西兩部，彼此交戰不已，隋則以此得到消除它的北顧之憂了。
正是因為上述措施的推廣，隋在文帝統治的最初二十多年間，政治清明，人口也在增加，府庫也在充實，外患不生，社會繁榮昌盛，曆史稱這一時期為“開皇之治”。
惡劣習性
楊堅從一個貴公子，一步步地走向帝位，建立了自己主宰的皇朝，說明楊堅是個很有才幹的人。隋朝建立後，他治定的政治、法律、經濟體製，承上啟下，影響深遠，對於國家的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廢梁，滅陳，使長期分裂的中國重新統一，凡此使楊堅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很有作為的皇帝。但是他的一些惡劣習性最終危及了他苦心經營、竭力維係的隋朝江山，使隋朝在曆史上隻是曇花一現，不能不說是楊堅的悲哀。
楊堅的皇位並不是繼承得到的，而是篡奪宇文氏的，所以他很擔心臣子仿效他，篡奪皇位。故他對文武大臣保持高度警惕，留意他們的言行，常常疑神疑鬼，弄得朝野一片人心惶惶。
虞慶則是個頗有才幹的人，所以很為楊堅賞識。楊堅代周後，任命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是群臣中的第三號人物。後來，虞慶則升任尚書右仆射，頗受楊堅信任。開皇十七年，桂州（今廣西桂林）人李代賢反叛，朝中無人願領兵討伐，楊堅便指名要虞慶則去。虞慶則的內弟與虞慶則的妾私通，向楊堅說虞慶則的壞話，說虞慶則不願去。楊堅很不高興，懷疑起虞慶則的忠心來。後來虞慶則還是去了，並且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在凱旋回師的路上，虞慶則指著一個地方說：“若這裏有個合適的人把守，隻要有足夠的糧食，便難以攻破。”作為一名將領注意山川地形，本是正常現象。但有人把虞慶則的話密告給楊堅後，楊堅的疑心更大了，認為虞慶則有謀反的野心，遂以圖謀不軌的罪名殺了虞慶則，從而也使自己失去了一員有力的大將。
高熲也是楊堅的一名得力輔佐，楊堅君臨天下以後，高熲被委以尚書右仆射兼納言的重任，位冠群臣，楊堅鞏固君主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措施，多出自高熲手。滅陳時，雖說晉王楊廣為總統帥，但高熲為楊廣的長史，主持各種軍務。北擊突厥，高熲為帥。高熲為楊堅打下江山可謂說是立下了赫赫戰功，因此楊堅對他頗為倚重。因為楊堅對皇太子楊勇日漸不滿，欲立晉王楊廣為嗣。高熲勸諫說廢長立少有違禮儀，其實高熲這樣說，是不想讓剛剛建立的隋朝再因太孺子牛事起波折。可就因為楊勇的女兒是高熲的兒媳，楊堅就懷疑起高熲來。最後，高熲被褫奪官爵，貶為平民，又一名忠臣因為楊堅的猜疑而被解甲歸田。還好，沒有遭到殺頭的下場。
楊堅之所以如此猜疑，是因為他對自己的統治缺乏信心。為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楊堅還濫用酷刑，不少人因此而遭受嚴重的刑罰。
在宮殿裏，楊堅放了很多棍棒，看著誰不顧眼，便加杖打，有時一天會打數人。有時他還嫌行刑者下手過輕，懷疑他們是不是手下留情，行刑人隻得賣力把受刑的人往死裏打。有些大臣上書，說朝堂不是殺人的地方，殿廷也非杖罰的地方，迫於輿論壓力，楊堅下令撤去棍棒，再想打人時，便用鞭子，但鞭子實在不過癮，便又用起了棍棒。有一次，楊堅又喝令杖人，兵部侍郎馮基百般勸諫，楊堅就是不聽，終於將那人打死了。過了一會兒，楊堅氣漸消，覺得那人罪不至死，便回頭訓斥身邊那些沒勸諫的人為什麼不阻止他。也許這就是封建帝王的權威，自己打死了人，卻怨別人沒有及時勸住自己。
楊堅的性格喜怒無常，常常動輒殺人。一次上朝，他看到個別武官服飾不整齊，就認為這是對朝廷的不尊，斥責禦史為什麼不彈劾，喝令把禦史推出斬了。諫議大夫毛思祖行使職權，出來勸諫，也被殺頭。像這樣因一些輕微小事而誅殺官吏之事，經常發生，因此朝中百官人人自危，深恐哪天不小心得罪了皇帝，落得個被殺頭的危險。
盜竊泛濫確實是讓官員們頭痛的一件事，為了杜絕盜竊，楊堅想了很多方法，但都不奏效。最後，楊堅頒詔：凡偷竊一錢以上的都處以死刑，橫屍街上示眾；四人合竊一桶，三人合竊一瓜，也全部處死。濫用酷刑竟然到了這種地步，可見當時隋朝的刑罰有多麼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