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改朝換代，當上新朝皇帝的王莽又籌劃新主意了！對於精於詭計的王莽，變換花樣對於他來說簡直是——張三吃豆芽，小菜一碟，他依照《周禮》設計了一幅龐大的社會藍圖，在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麵進行改革，是一個極不成功的改革家。
相比起來，漢代的土地稅不重，每年隻收取收獲量的十五分之一，最少時是三十分之一。但自西漢中期以來，達官貴人們倚仗權勢，大量地兼並土地，很多平民失去了土地後，或者向地主租地，或者賣給地主成了奴隸。在一個農業為主的東方大國中，農民是立國之本，是賦稅和勞役的主要承擔者，現在農民少了，財富集中到了貴族官僚手中，國家也就不可能有富國強兵的希望了。而且，奴隸自身生活及生命都得不到保證，租地種的農民要交一半以上的收入給地主，這樣溫飽都難以解決，迫於無奈他們不得不起來反抗。因此土地和奴隸問題是社會危機的最主要根源。這一點王莽是十分清楚的，一上台新頒布了“王田令”和“私屬令”兩項改革措施：全國的土地稱“王田”，屬新朝國家所有，任何人禁止買賣；一個家庭中成年男人不足八名的，占田不得超過九百畝，多餘的要無償交出來，分給親屬或鄰裏；以前沒有土地的，一對夫婦接受一百畝耕地；膽敢違犯者，流放邊疆。把各家的奴婢稱“私屬”，一律禁止買賣，對於那些不服從者，也流放邊疆。這兩項改革，實在是考慮了百姓的利益，然而又是實在行不通的。試想，那些擁田數萬的豪強，以及擄掠人口買賣奴隸的惡棍，哪個不是地位顯赫？讓有權有勢的人白白交出自己的財產，停止其罪惡勾當，這不是白日做夢嗎？
對工商業的改革，表現在始建國二年頒布的“五均”、“六筦”、“賒貸”三項法令。“五均”就是由政府來經營工商業經營，在當時全國最大的五個集市：洛陽、邯鄲、臨淄、宛（今河南南陽）、成都，設立專管市場的機構，並在每一季度的中間月份，評定出各種商品的標準價格，對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售價由官方平抑。此做法看上去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著想了，但是那些上官們總是以賤收貴買的方式，從中謀取利益。“賒貸”是由官府借錢給百姓，限製商人們放高利貸，但到期還不出來也是要罰為刑徒的。“六筦”就是在“五均”和“賒貸”之外再加上國家專賣鹽、鐵、酒，國家統一鑄錢，國家統一收取山澤使用稅。這些政策表麵上看都很好，然而卻根本行不通。因為從這些執行人員根本就沒有工資，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能不互相勾結坑害百姓嗎？
“六筦”中最坑人的要算是鑄錢了。對貨幣的改革，早在篡權前就有過一次：居攝二年，王莽下令，在五銖錢外，增鑄錯刀、契刀、大泉三種，與五銖錢一同流通。建立新朝後，王莽認為漢朝皇帝的劉字，繁體寫法是“卯、金、刀”，而五銖錢、契刀、錯刀三種貨幣的名稱全部與劉（劉）字有關，為了表現改朝換代，這三種錢都應廢除，隻保留“大泉”一種，另增發兩種“小泉”。次年，又發行“寶貨”，共計“五物”（金、銀、銅、龜、貝）、“六名”（錢貨、黃金、銀貨、龜貨、貝貨、布貨）二十八個品種。在這些錢幣中種類繁多，而值也不統一，讓人們換算起來非常的困難，在那時人們都不願意接受，在私下卻還用著舊時使用漢代的五銖錢，但是如果被發現的話，將會被判嚴重的罪刑。至於那些敢私下鑄錢的人，自己判罪之外，鄰近的五家也受株連，鬧得人心惶惶，雖說安分守己地過日子，但是還說不定什麼時候，因為鄰居鑄錢而被殺頭。據說王莽一再改變貨幣的目的，主要是想讓那些富裕戶所存錢幣變成廢物，間接地從中掠奪富人的財產，從而達到消除貧富不均現象的目的，然而這樣一來，富人還可用不動產維持生活，貧苦的人卻連日常吃喝都難以解決了。在這種情況之下，窮人為了要生存窮人不得不起來造反，而那些富人呢？為了要保護自己的財產也開始反對王莽的這種做法。那時的人們反對這種現象，吃了苦頭，但是得到好處的倒是兩千年之後的現代人，這些種類繁多、造型別致的王莽錢，成了文物愛好者重金搜集的對象，一套完整的莽錢其價值甚為昂貴。這真是一種時人不愛今人愛的怪事。
在政治製度方麵，王莽的改革就更是花樣繁多讓人眼花繚亂了。一方麵，把中央和地方的官製、官名，以及地名、行政區劃，都進行了大改動，並且進行一改再改。例如，把大鴻臚改稱“典樂”；把大司農改稱“羲和”，再改為“納言”；把大理卿改稱“作土”；把水衡都尉改稱“虞予”，等等舉不勝舉。此時的王莽改名就如同是犯癮了，又把長安改為“常安”，把長樂宮改為“常樂室”，把未央宮改為“壽成室”，未央宮前殿稱“王路堂”。這些改革隻會浪費精力和錢財，一點兒意義也沒有起到。
另一方麵，王莽又濫加封賞，使得公、侯、伯、子、男各級爵位人員眾多，無論是什麼人隻要能博得王莽的歡心，地位馬上就會一步登天，成為貴族。像哀章獻匱時隨便亂寫的王興、王盛二人，隻因合了“王氏興盛”的意思，就一夜之間由賣大餅、看城門的卑微身份而平步青雲，封侯封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