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歲的張居正，以才華出眾考中頭名秀才，成為名震荊州的小秀才。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張居正二十三歲中二甲進士，授庶吉士（見習官員，三年期滿，例賜編修），步入官場，開始登上曆史的政治舞台。
這時的朝廷，內閣大學士是夏言、嚴嵩二人。嚴嵩並無特殊才能，隻會諂諛媚上，以圖高官厚祿。為了奪取首輔的職務，嚴嵩和夏言發生了尖銳的鬥爭。嚴嵩表麵上對夏言謙讓有禮，暗中卻乘機陷害報複他。夏言是個很有抱負的首輔，他任用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當時，蒙古韃靼部盤踞河套地區，時常南下進犯，燒殺搶掠，為非作歹。曾銑在夏言的支持下，提出了收複被蒙古人占領的河套地區的計劃。河套地區東西北三麵瀕河，南麵臨近榆林、銀川、山西的偏頭關等邊鎮，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適宜農桑。控製河套地區，對於明朝北麵的邊防有著重要的意義。曾銑率兵屢敗敵人，得到明世宗的讚賞和支持。可是，嚴嵩為了抱負夏言，利用明世宗恐懼蒙古韃靼軍的心理，攻擊夏言、曾銑等收複河套地區的計劃是“好大喜功”、“窮兵黷武”。這時，恰巧宮內失火，皇後去世，世宗皇上崇奉道教，認定這是不祥之兆。嚴嵩趁機進讒言說：“災異發生的原因就是由於夏言、曾銑等要收複河套地區、混淆國事造成的。”昏聵無能的明世宗信以為真，立即下令將夏言罷職，曾銑入鋒。內閣中凡支持收複河套地區計劃的官員分別給予貶謫、罰俸和廷杖的處分。之後，韃靼軍進犯延安、延川等地，嚴嵩又抓住這一機會，給世宗進言說，韃靼軍是因為曾銑要收複河套地區而發的兵。世宗又按開邊事之畔罪把曾銑處死。害死了曾銑，夏言還在；嚴嵩不把他置於死地是無法安心的。數月後，韃靼接連進攻大同、永寧、懷來等地，京師告急，世宗急得團團亂轉。這時嚴嵩又進誣告說，這完全是夏言支持曾銑收複河套引來的禍患，又捏造了夏言曾經受賄的罪行。最後的結果，夏言也被世宗處死。夏言一死，嚴嵩便順利的爬上了首輔的職位，完全掌握了內閣大權。
剛剛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科進士——張居正，根本無法左右當時的政局。不過，通過朝廷內一次又一次爭權奪利的鬥爭，使他認識了當時政治的腐敗。於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寫了一篇《論時政疏》，係統地論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這是他第一次疏奏，首次展現了他企圖改革的思想。然而遺憾的是，並未引起嚴嵩和世宗的重視，這篇奏疏也就沒有被采納。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韃靼進攻大同。宣、大總兵仇鸞是個草包，他的總兵官職是用重金向嚴嵩買來的。所以，麵對敵人的進攻，他心驚膽寒，無有良策，隻好向敵方送去重金，乞求人家不要進攻自己釣防區。韃靼收受重禮後，揮兵東進，相繼攻占北口、薊州，直逼通州，京師告急。明世宗嚇得膽戰心驚，魄飛破散，立刻遂下詔勤王。
雖然敵人被退去，但生性多慮、心胸狹隘的明世宗仍覺得很不是滋味。想自己堂堂大明皇上，竟被小小的韃靼人囚困於京城，簡直是天下奇辱。由於這一年是庚戌年，所以曆史上把這一事件定為“庚戌之變”。明世宗怒氣難消，把這一切全怪罪於兵部尚書丁汝夔的身上，斥責他治軍無方，退敵無策，坐以待斃，貽誤戰機，並下令將他逮捕歸案。丁汝夔預感事態嚴重，遂想起向嚴嵩求救，嚴嵩對他說：“你不用擔心，隻要有我在，保證你不會死的。”誰知過了不長一段時間，丁汝夔就被殺害了。
庚戌之變時，張居正就在京城裏。他親見了所發生的這一切事件及其內幕，對嚴嵩的誤國賣友行徑深惡痛絕，對仇鸞之流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醜惡表現極為憤怒，深深地感受到奸臣當道，政治黑暗，官吏腐敗，自己的政治抱負和遠大理想在如此環境下怎能得以實現？對此，他已心灰意冷，無意再留在京師。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張居正找一個借口請假養病，非常毅然地離開北京回到故鄉江陵。
在江陵一呆就是三年時間。這期間，張居正並沒有停止為實現抱負而做的努力，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詳細地分析和了解民間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從而他對時弊的認識更加深刻，改革的方向更加確切，改革的決心更加堅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張居正懷著革新政治的理想，由江陵再次回到北京，再次投入到激烈爭鬥的政治漩渦中，他決心為實現自己的改革目標，為老百姓的幸福，在這政治漩渦中乘風破浪、披荊斬棘地大幹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