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學批判》自序
人類的20世紀並非一個幸運的世紀。尤其對於中國人來說，恐怕更是這樣。
中國人有一份豐厚的文化遺產。在這一點上，比起其他許多民族來，我們要幸運得多。然而，一個多世紀的曆史表明，這份遺產非但沒能給我們以惠贈，反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妨礙我們踏上現代化新路的阻力。原因在於，作為民族文化的遺產，並不像一個家庭所擁有的祖業那樣簡單。它既可為後人的發展提供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礎，同時又可妨礙後人對新事物的接納和對新生活的創造。而且，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所麵臨的亦非單純的對傳統的態度問題，而是麵臨著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雙重夾迫下的痛苦選擇。在這裏，人們對傳統的眷戀和對民族前途的關心以及對異質文化的抵禦本能交織在一起。由此不可避免地決定了現代中國人的尷尬和悲劇性的曆史一演再演。
盡管民族曆史一再地不盡如人意地發展著，但有良知有血氣有民族責任心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未停止過對民族命運問題的關切與思考。不管他們對傳統的態度如何，也不管他們能否開出濟世匡時的藥方，或者說他們所開出的藥方對民族的未來發展是否有效，隻要把心思放在民族的天平上，放在億萬生民的利益中，而不是因某種準宗教式的狂熱所驅動，或者為某一集團利益所辯護，都是極可貴的，亦值得同情、理解和敬重。傳統的負荷之重，百年曆史的路途多乖，國際局勢對民族文化轉型之大不利，這一切一切，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一帆風順，亦決定了國人不可能把救國救民的工作做到一步到位。特定的時空坐標，致以我們比起其他民族來，注定要多幾回折騰，多幾分苦楚。
由此觀之，我們今日實在沒有充足的理由對前賢的思想探索提出過多的批評，更沒有理由以一種工具性的理論標準去衡斷他們的得失。思想史的研究，最有害的莫過於六經注我，確切說莫過於用某種大一統的思想尺度作武斷的裁決。思想的一統化，必流於思想的獨斷與淺薄，亦必導致用正統與異端相對立的兩個觀念將前賢深刻的思想內涵作簡單化的對待。
實際上，我們翻開一部百年中國史，尤其是看看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期的幾十年曆史，除極少數別有意圖者外，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探索，都是圍繞著如何振興民族這一時代主題而進行的。民族曆史的巨變，新舊文化的轉型，致以思想的多元化既為必然，亦為必要。因為隻有思想的多元化並在各種思想的相互激蕩與論爭中，中國許多問題才可看得明白，想得清楚。
也正是從這一層意義上，我們有必要肯定新儒家的思想地位。
新儒家諸賢無不以飽學深思而稱譽文化界。他們既有著厚實的國學底子，對西方文化也大多有著深入的了解。可以說，在20世紀的中國文化界，他們的學養實在是超乎尋常的深厚。而在文化沙漠裏爬涉了近半個世紀的今日大陸學界，尤其像我輩“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淺薄後生，其學養比起這些博學鴻儒來，隻有慚愧的份兒，實在沒有批評的資格。正惟這樣，本書寫作過程中，我內心很是矛盾，惟恐因學養淺薄而有損新儒家諸賢思想探索之真義，甚或招來學界同仁的譏諷，幾次想停筆作罷。淺薄不足悲，以淺薄批評深刻就是一件可悲的事了。不過，聊以心安的是，此種可悲遠非我個人意義上的，很大程度上是今日民族境遇之縮影。再者，淺薄與深刻亦無明顯的界限。而且事情還常常是這樣：越是深刻越容易滑向思想的極端，越容易將世人導向思想的迷途，對淺顯的道理反倒不易看得明白。中國目下所急需的，不是經院式的學術，而是直麵現實，揭去麵紗。麵紗一經揭去，道理常常會顯得出奇的簡單。想到這，又給自己找到了一絲慰藉，也增加了幾分勇氣。
麵對歐風美雨對國人靈魂的滌蕩，回首民族百年行跡的歪歪扭扭，比起一般的文化人來，新儒家似乎多一份廣義上的宗教情懷，多一份悲天憫人的救世宏願。此種情懷和宏願，富有極燦爛的倫理美，也是文化人所應有的品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理想何等崇高，心懷何等廣大！兩千多年來，中外思想大師的苦苦求索，不正是要為社會為生民開出一景美妙的天地嗎？即便尼采氏弗洛伊德氏，又何嚐不是這樣。明乎此，我們才說新儒家諸賢都具有仰之彌高的文化品格。讀他們的書，人們首先感到的是人格力量的鼓舞。字裏行間，使人不能不想起西聖耶穌和佛祖釋迦，想起吾族的孔子與孟子。聖賢人格在任何時代都是需要的。因為生活中的世界畢竟是人的世界。人的聖賢化，於人群於自我都隻能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壞事。所以任何道德理想主義都富有倫理上的美學意義，亦必擁有相當數量的信眾。
新儒家大多能“拿自己的思想作主”。他們的文化主張，皆出於自己對世態的體驗和對人類文化的反思。我們可以批評他們的文化主張不合時宜，過於理想和浪漫，與百年中國曆史實際隔了一層。倘若照著他們的文化主張營建中國，隻能導致舊文化的複活，而不可能為民族發展開出一條切實可行的新路。但盡管如此，他們為民族計為生民計的良苦用心，卻是值得尊重的。尤其是，他們“拿自己的思想作主”，而不是依附於某種流行的理論模式，更顯得難能可貴。“拿自己的思想作主”，看起來似乎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做起來卻是不易。人們大多有一種思想懶惰的毛病。雖然每個人的脖子上都安放著一個頭顱，都會想問題出主意，但關係到民族命運問題時，這頭顱常常不是自己的，常常受某種外在的思想力量所擺布，不能自主。特別在思想一統化的社會，此種情況更為普遍。盡管很難說清楚，頭顱自主於人生究竟是一件幸事還是一件禍事，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一批頭顱自主的文化人。奴隸雖有奴隸的快樂，但如果一個民族的所有國民都處在奴隸狀態，那就是一件十分可怕和十分可悲的事情。文化人的定義即社會良心，其基本品格就是能“拿自己的思想作主”。
但問題的另一麵是，能“拿自己的思想作主”，並非能保障其自作主張的思想就是正確的。頭顱的自主隻是思想探索的前提，最要緊的是思想者的大智大慧。因此，我敬重新儒家的學養和人格，但對於他們為現代中國所提供的文化藍圖，從根本上則是不敢同意的。我總覺得，從學理的層麵上看，儒學於人生的安立的確是門美侖美奐的學問，但落到實處卻未能給古代中國社會帶來多少福音，也不可能為醫治現代中國之病症開出一劑有效的藥方。這倒不是因為人們對儒學的理解失真，或者被某種工具性的目的所扭曲，而是因為儒學內在地含有孳生和維係專製主義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據。我的看法是，中國問題之解決，最吃緊的是人的現代化，而儒學不可能塑造現代化的人。
這是我同新儒家最根本的分歧。細而言之，大致可分為如下十個方麵。
一、我們如何理解傳統
從理論上說，傳統是現代化的基礎，離開傳統，不可能有什麼現代化。人是文化的產物，文化的積聚就是傳統。由此決定著人又是傳統的產物。不可能有離開人的傳統，同樣不可能有離開傳統的人。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生活在先輩為我們所創造的文化傳統之中。他不僅靠傳統哺育，同時又深受傳統的製約。他不能離開傳統，就像他不能離開大地和空氣一樣。因之，從根本的意義上說，傳統是打不倒的，也不應該去試圖打倒它。實際上，人類曆史上也從來沒有出現過徹底同傳統脫了關聯的人。尼采反傳統，態度可謂堅決，言詞可謂偏激，但同樣要依賴於傳統。他反上帝信仰，反理性崇拜，但手中所持有的武器卻還是古代希臘人的傳統。
因之，就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而言，新儒家的基本看法原為不謬。中國問題之解決，並非一切從頭做起，也不是一定要把原有的文明成果統統推倒。此種道理，淺顯易懂，本無深究的必要。新儒家諸賢失當的隻是，他們所謂的傳統，有著狹義的限定，非獨為“吾家舊物”，而且是僅就孔孟程朱陸王一脈下來的道統而言的。所以牟宗三為中國問題之解決所開的藥方，第一種藥就是“道統之肯定”，即確保儒門香火之不絕。雖然他們也表示願意接納一些不痛不癢的外來文化，但卻堅持要用中國固常的儒學傳統將其“重新改過”。我認為，對傳統的此種理解，同情地說，是出於對儒學傳統的一份戀情；不客氣地講，則是極狹隘極偏蔽的文化山頭主義。
傳統從來就不是單線流延的，更非靜態而無變易。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富有開放的性格。須知，早在三四千年前的夏商兩代原不過局囿於中原一地，文化建樹也極其有限，隻因同周邊各地文化長期的交融彙聚，才形成後世浩瀚的文化大河。試問，如果我們的祖先也抱著文化山頭主義，後世中國又何來博大之文化？今日的新儒家諸先生又怎能有抱定文化山頭主義之可能？傳統並非一個超邏輯超批判的主體，文化的發展必賴於傳統的更新和對傳統的超越。人類曆史屢屢表明，一個突破傳統的時代也就是文明大發展的時代，一個能適時地批判傳統的民族也就是最有前途的民族。
對傳統的批判與突破，並非不要傳統，更非無傳統可以繼承。傳統既具民族性，又具世界性。具體說：在以往封閉或半封閉社會，傳統主要體現為民族性，而在今天的開放社會，傳統則主要體現為世界性。傳統社會，人們所繼承的傳統大多以民族為界限，異域文化隻是作為零散的成分加入民族文化傳統的庫藏。當今社會，人們既是某一民族的人或某一地區的人，同時又是地球人世界人。世界各族人民所創造的文化是為一整體，同為人類文化之成果。相應的，對於人類這份共同的文化成果，或日共有的傳統，任何民族都可從中獲益，都可以之作為自己未來發展的文化基礎，而不必一定要固執本民族文化之傳統，更不必守著落後，拒斥先進。
因之，新儒家對新文化運動的責難，實為小根器反對大智慧，不明白胡適魯迅等人反對的隻是以儒學為主幹的小傳統，擁抱的卻是世界文化的大傳統。
二、儒學是否為一“常道”
新儒家堅持“道統之肯定”，抱定儒學救世之信念，在他們看來，理論根據就在於儒學是一“常道”，而非“變數”。具體而言，孔聖伊始，儒學大化流行，雖經諸多磨難，卻終能化險為夷，延續至今，足可說明其生命力之旺盛，不是一陣歐風美雨的衝擊就可凋零的。
無可否認，近兩千年的中國思想史上，作為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儒學的確很是風光，很是體麵，對中國文明的發展也有過貢獻。但是又須看到，儒學的長久流延與其說賴於自身的生命力，不如說靠曆代王朝的鼎力護持。可以說，儒學從根本上就是封建統治的寄生物，是小農經濟的胞兄胞弟。盡管很難將其與封建王朝與小農經濟看作毛與皮的關係（因為三者壓根兒就是三位一體），但是儒學的政治保障與經濟基礎無疑是王朝政治與小農經濟。世界上沒有超時間的理論形態，沒有遊離於政治與經濟之外的精神文明。尤其對於一種世俗的道德學問，更是這樣。小農經濟的解體，王朝政治的終結，必然導致儒學的生存危機。新文化運動緊接著清王朝的正寢，決非曆史的偶然，而是內含著一種曆史的必然性。如果像新儒家所說的，儒學為一“常道”，那麼請問，為何20世紀的中國人對孔夫子如此不敬，致以儒門淡泊，絕學難續？為何麵對百年曆史的風風雨雨，人禍頻仍，儒學竟無可奈何，聽之任之？難道這僅僅能歸罪於陳獨秀胡適等人“肆意妄為”？一種在思想界獨占兩千年領導地位的官方學問，竟然如此不經打擊，難道不是因為自身垂垂老矣，不合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