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想文化的層麵探討中國問題的症結所在，新儒家的視域無疑是正確的。中國曆史步履維艱，根本原因的確在思想文化方麵。但是他們的基本觀點卻大有問題。假如按照他們的思路，如下幾個問題就難求善解。第一，如果儒學可以引導中國走上富強，為何中國文化一旦與西方文化發生全麵衝突，就明顯地處於劣勢，甚至今日大陸還在做著百年前洋務派所做的事情？第二，如果儒學有益於現代人的精神生活，為何先進的知識分子總是作為儒學傳統的掘墓人站在其反麵，為何保守勢力又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將其作為護身符而極力推崇？第三，如果儒學能解決自家問題，為何每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社會的每一次進步，都需要從國門之外進口異質文化？
事實上，中國問題的症結，不是因為對儒學傳統的背離，而是因為儒學傳統的拘禁。辛亥革命之後，我們雖然結束了形式上的帝製，推倒了孔聖人的獨尊地位，但卻未能告別儒學傳統，走出中世紀。隻要舊文化的土壤還在，任何新生的東西都脫不了舊文化的臍緣，甚至還可能將舊文化中的負麵成分發展到極致。回首百年曆史，誰也無法否認，長官意誌、個人崇拜、單向文化、平均主義，這等等東西不是舊文化的變態形式。近些年，新儒家喜歡拿十年“文革”作文章，認定“文革”就是反傳統所帶來的惡果，實則大謬，也足以說明他們的認識與中國的現狀是隔了一層的。表麵看來，“文革”破四舊、砸文廟、批孔孟，好像是跟儒家過不去，實際上卻正是儒學傳統所植下的禍根。想想那陣子的忠字舞、紅寶書、語錄牌、文字獄、大鍋飯、大批判、五七幹校、寧要草不要苗，等等，哪樁哪件不可以從儒家思想裏找到根柢。
七、中國問題與人生問題
傳統儒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齊治平，一層一層地擴散開去，既可安頓人生，又可治理天下。其中最基本的和最要緊的是“修身”二字。隻有心性清明，方可實現天下太平。此種思維模式直接為新儒家所接承。因之，在民族問題與人生問題上，他們偏重的是人生，認為中國問題之解決，首要的就是靈根自植，通過儒學心性之學的複興，重新煥發出國人的生命精神，並在此基礎上發展科學，推進民主。
新舊文化的轉型，最深層的是價值觀的轉型。而價值觀的轉型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必經一個長時段。在這一時段裏，由於舊的價值觀的坍蹋和新的價值觀未能最終確立，不可免地會出現許多不盡如人意的社會現象，同時不可免地會擾亂人們昔日的心性安寧。明智的選擇，應該是加快轉型的速度，使新的價值體係盡早確立，而不必再回到舊時代去，用本該死去的舊觀念舊文化舊道德作為新時代的價值支撐。
再者，人生問題決非可以脫離相應的社會環境而言之。人生問題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有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便會有什麼樣的人生。因而，欲解決人生問題，首要的是改造社會環境，從社會製度方麵作文章。新儒家試圖通過人生問題的解決以求得中國問題的解決，無疑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辦法。本世紀中國，隻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有了現代意義的人，又何愁人生問題不能解決。相反，如果國未強民未富人身自由無以保障，人生問題的解決隻能是一句空話。
八、中國問題與人類問題
新儒家為了凸現儒家的現代價值，幾乎都從分析人類文化的現代困境入手，強調儒學不僅是中國人的救主，同時也是未來整個人類的救主，因為西方文化已經走到絕境，不但不能給人類的未來帶來福音，而且需要中國的儒學去刷新和超度。
如果撇開中國問題來看人類問題，新儒家對現代文明的一些批評，我是基本讚同的。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在這一方麵，我或許想得更多，心境更為悲涼。人類文明發展到20世紀，的確有許多許多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深思。尤其是幾百年來領世界文明主潮的西方文明，更有反思的必要。工業革命以來，西方文明一路凱歌，日新又新。然而本世紀無數事實表明，工業文明給西方人所帶來的福音與災難同步增長。人們擁有了充分的物質財富和民主權利，同時又失去了人之為人的許多東西。對科學的推崇衍變成科學主義神話，科學不是以人為目的，而是反過來變成了人的主宰。隨著文明向機械化的世界演進，英雄、權威、藝術、宗教、愛情、友誼，人文世界裏一切富有詩意的東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傷害。
但是，我不同意新儒家的是，本世紀的中國與西方世界處在兩個文明時代，所麵臨的文化問題與社會問題迥然相異。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如何走出中世紀，與人類文明的大潮合流。西方人所努力的應是如何避免現代文明走上偏途，通過文化反思，安立人在文化中的主體地位。認識這一差別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把目下的中國問題與人類問題扯到一起，作一鍋糊塗粥來煮，於中國社會的發展非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我們現在需要的正是現代工業文明和現代民主製度，而不應該在二者尚未發展起來的情況下就去一味地揭其短處，更不應該予以拒斥。
按照“三個世界”的劃分理論，現代的西方屬於第一世界，中國屬於第三世界。這第一與第三的差距，可喻之為富人與窮人的差距。富人與窮人的差別，主要體現於經濟方麵，但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的差別。可以說，富人與窮人生活在兩個世界，有著兩種追求，也有著兩種痛苦。富人們吃飽了喝足了玩膩了，就會覺得無聊，覺得生活沒有意義，會有一種窮人不可能有的多愁善感。這是一種富人病。這種病窮人非但不可能有，而且也沒必要去仿效。窮人所祈望的是填飽肚子，但求生活的基本需要有個保障，而不會成天為厭食而煩惱，也不會為落花流水而傷感。
研究曆史文化，作中西文化比較，求中國問題之解決，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本民族的民情國情。如果人家患什麼病，自己也得患什麼病，而不問這病是不是自己該患的或者有無資格患的，那就是件十分可笑的事，也很容易使人想起古代“邯鄲學步”和“東施效顰”兩個寓言。
九、如何看待西方文化
鴉片戰爭以來，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往往成為中國思想界進步與保守的分水嶺。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新儒家，對西方文化的態度，自然是貶多於褒，且骨子裏有一種反感的情緒。他們作中西文化比較，疏釋中國傳統學術，其要旨一在維護儒學的固常傳統，二在抵禦西方文化大潮大浪的湧入。或更準確地說，這二者本是二而一的東西。
新儒家筆下的西方文化，是一種冷冰冰的毫無人情味的文化。在他們看來，西方人重科學重物質，輕道德輕人生，物我對待，天人相礙，其宗教也隻是一離教，遠沒有中國的儒學這樣人文化理性化。這樣一種文化發展到近世，邏輯地決定了自身的困局不可避免，本世紀終於走到盡頭。
除梁漱溟、熊十力、錢穆、徐複觀四人外，新儒家大多有過很好的西學訓練，對西方文化應該有比較係統的了解。然而他們對西方文化的評價，卻常常顯得既偏頗又膚淺，很容易讓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似乎他們不是從西方人的曆史文化中概括其特點，而是將他們事先模擬好的一種文化樣式套在西方人的曆史文化上麵，然後再根據自己的需要，一一鞭撻。
西方文化浩瀚澎湃，流派之多，思想之富，成就之高，是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難於比肩的。雖然其中有不少可值批評的東西，但絕對不是像新儒家所說的那樣是一種缺乏人文精神的冷冰冰的文化。一種具有悠久傳統的文化，不可能不重視道德問題和人生問題。如其不然，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什麼近代西方文化一躍而居於世界文化的主導地位？為什麼恰好是在人格人權平等自由這些關乎人生與道德的根本問題上，中國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從西方世界進口精神食糧？為什麼最近這些年，中國人還潮水般地湧出國門，想方設法定居西方？難道這僅僅是由於物質待遇的誘惑？
在西方人的智慧裏，大體而言，對自然、社會、人生問題，分別由三種學問來解決，即科學、政法和宗教。這是人生智慧的全幅打開。雖然他們看重科學，但在其智慧的海洋裏，宗教與俗世的倫理道德、政治建製，卻始終處在顯要的位置。之所以如此，他們才可能有基督教，有民主政治，有係統的道德學問，甚至有空想的社會主義傳統。而中國，不但缺乏自然哲學，就連宗教和政治，也一並統攝於道德學問裏，至今對人生、道德與政治三者的關係，還沒有理出個頭緒。兩相比較，我們實在沒有勇氣認為，西方人的人生智慧和人文精神不如中國人。
十、關於文化相對主義
我們很容易發現這樣一種帶普遍性的現象：凡是先進的知識分子，大多持文化進化史觀；凡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大多持文化相對主義。新儒家雖然在強調儒學的世界性價值時，也常常借進化史觀為其張目，但文化主張基本上是相對主義的。
所謂文化相對主義，就是過分對文化的民族性的強調，認為各種文化自成體係，自成特色，不存在優劣之分和先後之分，因而也就不存在誰學習誰、誰主導誰的問題。在西方思想界，此種文化主張最早由德國哲學家施賓格勒於1918年提出。施氏原本是告誡西方人尊重非歐文化，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夢想，同時警示西方人關注自己的文化命運。然而，此種文化主張馬上被東方世界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所利用，作為抵禦西方文化的樊籬。直至今日，此種文化觀還很有市場，也很能迷惑人心。因為它直接同人們的民族情感和戀舊心理相契合，所以也就很容易被利用作為愚民的工具。
本世紀中國兩次文化大討論，都曾關涉到文化的“一”與“多”的問題，即人類文化的發展究竟是單線還是多線的問題。前些年，大陸學界視單線論為正統，而最近幾年，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文化相對主義的多線論一變而居於原來單線論的位置。此種變化，很值得我們深思。可以說，誰能識得其中奧妙，誰也就了解了中國現狀的大半。
幾千年的文明史告訴我們，人類文化既是多線的，又是單線的。具體說，在傳統社會，由於各民族交往不多，文化主要體現為民族性，體現為多線發展。一旦各民族曆史聯為一體，文化的民族性必將讓位於文化的世界性，單線發展必將取代多線發展。雖然這時候，民族文化尚存，但其發展必須與世界文化合流，而不可能獨立於世界文化的大潮之外。關於這一點，卡爾·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就有過十分精彩而又十分肯定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