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鳩曾經說過：山地大多奉行民主製，而平原地區的國家卻隻能實行君主專製。中國文化起源於中原一帶，這裏沒有高山阻隔，是一片廣袤的平原地帶。如果不是人為地劃定邊界（如後來的封邦建土），人們是不會把自己局限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的。隻要某一部落相對於其他部落強大，它便會對左鄰右舍臨之以兵，或施之以威，通過武力迫使其他部落歸於自己的屬下，然後逐漸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我們不妨把這種文明的起源方式稱作“滾雪球式”。以傳說中的黃帝為奠基人的華夏族就是通過這種滾雪球式的方式擴大自己的版圖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古代中國一進入文明社會，即以大國的姿態出現。史載，黃帝“執左右大監，監萬國”，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都是當時文明景象的寫照。
大國的建立，文明的擴大，均賴於某一強大部落的武力征服，由是決定了該部落首領的權威和地位的至高無上，亦決定了對其製約的力量不可能形成。在古代希臘和羅馬，均有元老院一級的民主機構，就在於希臘羅馬的早期國家隻是部落的聯合體。各部落首領在聯合體內部，地位平等權力相當，他們不允許任何人淩駕於元老院之上而獨斷專行。而在中國，國家並非為部落的聯合，而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礎上。馬上打來的天下，必以馬上打天下的方法來治理。易言之，統治者以強力打來的天下，亦必須以強力予以統治。而這種統治，唯一可行的模式就是君主專製。
任何政治行為的背後都有著利益的追求。權力本身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其所以有意義，就在於權力的獲得即利益的獲得。由此又決定了在沒有製度限製的國家裏，統治者的貪婪和對小民百姓的剝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人類事物的矛盾性又在於，統治者沒有限製的貪婪，同時又是其自身統治難以維持的根源，從而使利益的長期追求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尤為重要的是，統治者的無法無天，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小民百姓，亦為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而這一切，都要求統治者必須有所節製。德治思想也就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體現出它特有的實踐價值。
德治思想既為統治者的自我標榜，美好的詞句裏包藏著愚民與役民的內涵，但主要的則是知識分子對君主專製的一種回應，所體現的是社會力量對政府力量的某種製約。在先秦諸子那裏，尤為如此。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是全體國民利益的代言人，他們介於政府與民眾之間，並通過本階層的努力（或著述或遊說），從而使二者處於相對和諧的關係中。但困難之處是，在中國這一具有專製主義傳統的國度，他們唯一可行的辦法隻有勸說統治者節製，至多也隻能用天人感應的學說予以警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這也就是中國幾千年曆史德治思想一直貫穿下來的內因所在。
三
從道德的層麵上看，仁政德治自然是件高尚的事情。作為人君，理應體恤下民，作為官吏，亦應愛護百姓。特別在缺乏法權觀念的古代中國，德治思想尤其富有社會倫理價值。然而中國文明的悲劇亦在於此。德治思想非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秩序的混亂問題，相反倒是社會周期動蕩的思想根源。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如下幾方麵來理解。
一、中國自古以來為家天下，但此種“家天下”又是有限的，並不是說某家某姓可以萬世一係地統治下來。陳勝吳廣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充分說明政權是任何人都可以奪取的，並非為少數人或個別人所壟斷。這是中國曆史中一個很值得重視的現象。一方麵，在專製主義的統治下，個人簡化為零，上自朝臣下至小民，都處在奴仆的地位上。但另一方麵，最高的統治權對每一個臣民又都是開放的。即是說，每一個臣民都潛在地擁有登上皇位的資格。隻要野心具足，恰逢機遇，並兼有相應的謀略，誰都可以做上皇帝。市井無賴劉邦和放牛娃朱元璋就是例證。但是這裏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即君權神授理論的支持，而君權神授理論最核心的內容在於“德治”。按照董仲舒的說法是，君權受命於天，天意即民意，得民意也就是得天命，而民意的爭取關鍵在於為君者的德性。亦是說，在儒家看來，隻要具備了仁君的品德，誰都可以坐到皇位上去。這樣一種德治主張，無疑助長了許多人的非分之想。更為重要的是，抱著這種非份之想的人往往不是那些道德高尚的人，而大多是些陰謀小人。他們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一旦權力在握，卻又很難真正地做到替天行道。而這又為下一個陰謀小人的如法炮製提供了機會。
二、儒家的德治思想雖然不讚成人民造反，但其“放伐”理論與“湯武革命”的說法，又無疑為臣民的造反提供了理論根據。伊尹放太甲，湯伐夏桀，武王伐紂，都是以下犯上，本來不符合儒家的倫理綱常。然而孟子為了強調德治，卻給予另一種涵義的理解。《孟子·盡心上》載：“公孫醜日：‘伊尹日：予不狎於不顧。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日：‘有伊尹之誌，則可；無伊尹之誌，則篡也。’”《梁惠王下》又載：“齊宣王問日：‘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日：‘於傳有之。’日：‘臣弑其君可乎？’日：‘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也，未聞弑君也。’在孟子看來，湯伐桀與武王伐紂都是正義之舉，因為他們討伐的對象已經不具有人君的品格，隻是獨夫民賊而已。而且在儒家看來，湯武革命之所以是正義的，還在於這樣的革命是順乎天意和得乎民心的，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等等說法，都是這層意思。但問題是，天意不可見，而民意又是可以欺騙的。即是說，任何個人或集團為了謀取政權，都可以假借天意和民意。正惟如此，中國曆史上才會有走馬燈式的改朝換代，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在順乎天意和民意的幌子下進行的。
三、儒家德治思想對天意民意的強調，實際上所標顯的是一種強者邏輯，即“成者王侯敗者賊”，用黑格爾的話說，叫做“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所謂“有德者王”、“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其民得其天下”雲雲，其邏輯結論便是，凡是在權力角逐中獲勝的都是有德之人，既順乎天意又得乎民心。這樣一種政治話語，既可為新的政權蒙上一層合理的且具有神秘主義色彩的外衣，又極大地消解了社會的批判精神，或者說它使得社會成員很難懷疑新的政權的存在理由。但是，這樣一種強者邏輯，同時又潛伏著新的政治危機。既然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那麼對於政治野心家來說，重要的就不是“合理”二字，而是如何使願望變為現實。於是，在他們謀取權力的鬥爭中，也就不必過多考慮手段的是否正當。正因為這樣，中國曆史上的權力鬥爭才會表現得格外殘酷，格外的不近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