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於政權的交接，儒家曾虛構一個堯舜禪讓的神話。但在幾千年的政治實踐中，不僅無一個君主能夠達到堯舜的境界，而且無時不呈現為一幅幅血與火的場麵。特別在改朝換代的動蕩時期，情況更是這樣。即是說，在無製度保障下的權力交接，馬上打天下也就成了奪取政權的主要途徑。馬上打天下，意味著鬥爭的艱難與殘酷，不可避免地要付出血的代價。由於鬥爭成果的來之不易，所以得天下者很自然地把天下看作自己的私有財產，並將自己擺在救世主的高度，要求全社會的敬愛，同時不可避免地滋生居功享樂的思想，搜刮百姓，魚肉人民，以此作為自己在戰爭年代所吃的苦頭的補償。更為重要的是，馬上打天下的政權交接，很容易使全社會認可統治者對天下的占有。在一般百姓看來，既然天下是某人或某集團用鮮血換來的，那麼他或他們享有特權，也就是情理中的事情，卻很難想到這樣兩個問題：第一，馬上打天下這一鬥爭方式是否合理，其對民族曆史的發展究竟是幸事還是禍事？第二，既然打天下者標榜“替天行道”的口號，聲稱代表民眾的利益，那麼在他們奪取政權之後，又有什麼理由可以侵害百姓的利益而享有特權呢？既然特權依在，惡政依在，那麼打天下又有什麼意義呢？進而言之，千千萬萬的生靈為謀取政權而灑血沙場，豈不等於枉死？由於不可能認識到這樣兩個帶實質性的問題，所以人們每當對那些通過打天下而坐天下的人懷有不滿情緒時，自己所想的還是如何通過打天下的方式推翻坐天下的人，卻想不到這樣一種鬥爭方式隻是一種惡性的曆史循環，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正義問題。
五、儒家德治思想強調“有德者王”，致以馬上打天下者為爭取民心的歸附，在戰爭年代往往能夠約束自己，並同時對自己的軍隊紀律要求甚嚴，盡可能以仁義之師的形象出現在民眾麵前。有的為了爭取民眾的支持，甚至打出極端的空想性口號，如“均田免糧”等。實際上，這樣的口號隻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高調，根本不可能落實，即使在戰爭年代可以在小範圍內暫時地付諸實踐，但一旦打下天下，類似的口號是根本不可能實施的。試想想，如果農民不納糧，統治者何以為生？如果田地平均分配，打天下者出生入死，又何能得以補償？正因為口號為空想的許諾，所以打天下者均能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但一旦自己坐上江山，由打天下變為治天下，邏輯地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將原先的口號付諸實踐。相應地，民眾的怨恨亦由此而生。他們所看到的隻是打天下者失信於民，卻不曾想過此種許諾是否有實現的可能。而且，他們還有可能再一次揭竿而起，並再一次打出類似“均田免糧”的口號。
六、儒家的德治主張強調的是個人在曆史中的作用，而非製度的合理化建設。用孔子的話說，叫做“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而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統治者的內聖功夫。所以儒家有“內聖外王”的追求，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格訓。無可否認，這樣一種倫理語境有可能訓導出少數幾位仁義之君，或者一部分清官循吏。但是，將全民的禍福乃至整個民族的興衰存亡係於一人或少部分人的德性修為，卻不是一件幸事。這是因為，第一，將個人的德量與全民的禍福相聯係，必然導致少數人將自己擺在救世主的位置，尤其在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的時候，他們更覺得自己有義務擔當救國救民的大任，而鬥爭的方式也就隻有馬上打天下之一途。第二，由內聖而外王，實際上是對道德理想主義的崇拜，其落實就是道德烏托邦的建立。王莽和洪秀全就是很好的例證。而且，內聖外王的思維模式最易於產生唯意誌主義的思想傾向，加之對道德理想主義的崇拜，很容易流於空想而不著實際。第三，少數人或某一人憑借自己的一身德量治理社會，必然對全社會實行超經濟超製度的控製，其結果一為政治上的專製集權，二為生活上的腐化墮落。這也就是曆次農民起義的領袖最終都逃離不了傳統帝王歸宿的真正奧秘所在。
七、儒家德治思想貫注於民眾之中，直接後果便是清官崇拜意識的根深蒂固。對於中國的民眾來說，他們很少考慮到自己的命運應該由自己把握，而是樂於將自己的禍福寄於清官明君身上，似乎天下多幾位包青天海青天，他們便可得福。這是一種典型的奴隸人格，說到底，既是對己身人格的遺忘，又是對已身能力的不信任。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以人格的喪失為代價，但卻很難換來真正的包青天海青天，相反還是貪官昏君孳生的肥土沃地。因為民眾將自己的人格放在低位態，像祈求救主一樣地祈求清官和明君，事實上也就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貪官和昏君所作所為的合法性。尤其是，清官崇拜一旦形成思想傳統，人們在思考社會問題時，總是企望著為政者施仁政發善心，很難越過這一思想陷阱而另求其他的解決辦法。所以中國曆史上才會有這樣看似奇怪實則不怪的現象：一方麵民眾一直在呼喚清官和明君，另一方麵又很難有真正的清官和明君出現。一旦民眾絕望，他們便聚眾而起鋌而走險，但由於他們心目中的君臣形象已成定格，所以他們打倒舊的貪官和昏君，迎來的卻是新的貪官和昏君，或者說，他們砸碎一副鎖鏈，但又原模原樣地鍛造一副新的鎖鏈套在自己身上。中國曆代的農民起義，大多都是這樣的結局。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德治思想雖然從倫理學的角度看，似有補救中國古代政治弊端的實踐價值，但從民族曆史的宏觀視野考察，卻是弊大於利，是為中國社會周期動蕩的思想根源。尤其是，此種政治話語於民族曆史健康發展的危害性，至今尚不為國人所認識，可以說，吾國吾民哪一天能從此種政治話語裏脫離出來，哪一天民族曆史也就有了真正的正常發展。
（原載《開放時代》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