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的中國曆史是走了彎路和歧路的，以致於世紀末的今天，我們在有利於民族曆史健康發展方麵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在重複著上一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文化先賢所做過的事情。也就是說，在民族振興的大事業中，盡管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從未停息過對民族命運問題的思考，但近百年的曆史境況，卻是不盡如人意的。曆代上朝政治治亂興衰的悲喜劇，又一次以一種新的曆史循環模式得以重演。百年蹣跚之後，人們不難發現，民族曆史似乎依然停留在原有的起跑線上，連知識界有關文化問題的討論也依然還是“五四”時期的主題。就整個人類曆史而言，一個世紀或許隻是彈指一瞬間，然而就本世紀特有的世界曆史景觀而言，百年的緩行甚或停滯卻是一個民族難以挽回的損失。而且，更為嚴重的是，近百年來，我們並非安睡，更不是拿破侖所喻之的睡獅，也不僅僅是因為貧窮落後而步履維艱。曆史舞台所演出的常常是懾人魂魄的場麵，高歌與低泣交響，鬧劇與悲劇同台。雖然以現代文明的標準來衡量，民族曆史尚處在新生的階段，但國人的精神世界早已告別古樸時代，且以一種非常態的心理看待現代文明。如此又決定著，中國的現代化又決非僅僅奔競於富國富民之一途所能真正實現，而是要求全方位的文化清理和社會形態的整全性再造。
全方位的文化清理和社會形態的整全性再造，首先要求我們必須拋開一切教條化的曆史思維模式，理性地而不是工具性地、冷靜地而不是情緒化地考察本世紀中國曆史的行跡，看看究竟在哪些關鍵點上，由於我們缺乏謹慎的文化選擇，致以民族的發展走上彎路和歧路。大體而言，一個世紀以來，文化選擇的失誤是一個漸次的過程，且每次失誤都有著多方麵的曆史原因。然而其中最關鍵的，也是對後來的曆史影響最大的一次失誤，則是本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前後的思想界的分流。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與之同時的俄同革命，完全可以相信，爾後的中國曆史斷然不是它實際所呈現的麵貌。而世紀末的今天，我們或許已無必要在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上再打筆墨官司。
近代世界曆史的整體走向與本世紀中國所應選擇的文化進路
中國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且有著其他民族無法比肩的文明成就。幾千年來，雖然不時遭遇外族的入侵，但文化根基從來沒有動搖過，國人所過的也曆來是一種自足自樂的田園生活。可以設想，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衝擊，今日的中國人絕不會憂患重重，望洋興歎。
但是，近代西方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最新成就一經產生，就有著規範其他各民族發展路向的必然性。它憑著廉價的商品和血與火的掠奪，將自己的生產方式與文明製度推向全世界。用卡爾·馬克思的話說，“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了一個世界”，“正像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業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曆史洪流，順者昌，逆者亡。鴉片戰爭之後，盡管不少的守舊人物總是抱著“祖宗之法”、“夷夏之辨”的國粹不放，但中國曆史的進程已不可避免地要彙入到世界曆史一體化的洪流中去。從林則徐、魏源、龔自珍等人開眼看世界到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對舊文化的批判，國人在告別傳統和迎受西方先進文化的道路上，雖然坎坷甚多，但畢竟循著器物、製度和思想文化三個層麵，漸次地且合符邏輯地發展下來。即是說，從鴉片戰爭到新文化運動，七十多年裏，中國人雖然蒙受過外國侵略者的淩辱，經曆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但曆史發展的大勢則是合理的：既符合當時世界曆史運動的潮流，又符合於文化傳播的規律。
洋務運動是從器物層麵上的強國之舉，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是從製度層麵上謀求政治與經濟轉型的嚐試。盡管我們今天可以指出其諸多的不足，但就中國當時的情勢，其功績是不可低估的。中國的舊文化傳統深厚，任何人都不可能將救國救民的工作做得一步到位。而且就文化傳播的規律看，利用異質文化的優秀成果改造民族的舊文化，從器物層麵再到製度層麵，也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而不可能作跳躍式的前進。但是，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不論是器物層麵上的引進，還是製度層麵上的維新，均不能達到社會形態的根本轉換。現代化，最關鍵的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雖然離不開相應的技術手段和政治經濟製度，但最吃緊的卻是觀念的現代化，即思想文化的現代化。換言之，要想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設新文化，首先就得對傳統的舊文化進行一次全麵的清理，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而這一曆史使命，也就自然落到了辛亥革命以後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為代表的一批文化先驅身上。
相對於器物層麵和製度層麵的變革，思想文化層麵的變革更為不易，所需的時日也更為長久。西方由中世紀過渡到近代社會，思想文化運動從文藝複興到啟蒙時代，前後經過幾個世紀之久。而且，西方從古希臘時代起，就已經有了民主和科學的傳統，他們走出中世紀，所反對的隻是教廷的教權和基督教的禁欲主義，並沒有同傳統徹底告別。而中國則不同。在這裏，舊文化非但深厚冥固，而且同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由此決定中國文化更新與再造的艱難，同時決定著本世紀初中國社會的發展之路的理想選擇，就是花大力氣從事舊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的再造。然而我們從五四運動以前的近八十年的曆史看，洋務運動曆時三十多年，政治層麵上的變革雖然是短時期的事情，但也有十幾年的曆史，而新文化運動卻隻是短短的幾年時間。這是一種很不合理的時間結構。按照中國特定的文化背景，新文化運動即使沒有必要像西方啟蒙運動那樣長久，但至少也得有一個比較長的曆史時期。隻有這樣，才可能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掀起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才可能徹底清除舊文化的思想土壤。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兩大世界曆史事件，直接導致中國思想界由兩軍對壘到三家分流。
近年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新文化運動過早地偃旗息鼓是由於當時中國麵臨著救亡與啟蒙兩大時代課題，其結果是救亡壓倒啟蒙。其實，此種觀點看似深刻，實則淺薄，沒有認識到當時中國這兩大時代課題並非矛盾，救亡與啟蒙並非互為消長的兩橛。啟蒙雖日思想文化運動，但其目標卻是圖中國之富強。隻有富強起來，才可談得上真正意義上的救亡。如同一個病人，首先得給他看病治療，隻有病治好了，身體強壯了，精神振奮了，方可抵抗他人的攻擊。如果諱醫忌藥，抱著病弱的身子去抗敵，豈不等於白白送死。而且，我們也沒有任何論據可以說明當時救亡與啟蒙不可能同步進行。雖然各國列強對中國的爭奪，曾激起國民對西人的敵視，但這種敵視並非始於此時。早在鴉片戰爭之後，此種敵視便已有之。尤其是幾次大的割地賠款，更使國人群情激憤。但是這一切並沒能打斷中國朝著現代化方向的緩慢行程，為何偏偏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救亡一定要以犧牲啟蒙作代價呢？
事實上，新文化運動的曆史短暫，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曆史的外部因素決定的。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的十月革命，特別是這兩大世界曆史事件又偶然地湊在一起，從而從根本上打斷了中國曆史的正常行程。
就西方曆史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它內在必然性。然而，其爆發時間的先後，則是由偶然因素決定的。我們沒有任何的論據可以說明，這次大戰非爆發於1914年不可。盡管大戰爆發前，戰爭的征兆已經明顯，但如果沒有奧國皇儲訪問薩拉熱窩並遭槍殺一事，很難說大戰就一定會在這一年打起來。如果我們再假定，戰爭爆發的時間不是1914年而是1924年，那麼可以斷定，這十餘年乃至後來的世界曆史格局便會大為不同，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不會在它新生的時候就遇上厄難。正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這兩件曆史事件幾乎同時發生，致以大戰的悲劇性結局和西方人的末日心態使以接納西方文化為主旨的中國新文化運動處於不利的局勢之中。
曆史的巧合還在於，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半亞細亞型的俄國社會出現十月革命，列寧成功地創立起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人類思想史上看，社會主義由理想過渡到現實，是無可避免的事情。但是這一過渡的轉折點究竟發生在何時或何地，則又是由諸多因素決定的。我們同樣沒有任何論據可以說明，人類曆史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非得產生於俄國不可。即使在俄國，也無法說明就一定會產生於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寧在其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也就是說，1917年前的俄國如果沒有列寧，或者說列寧不是出生於1870年而是1880年或1890年，不是逝世於1924年而是1914年甚或1904年，很難想象會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更難想象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會給中國人民送來馬列主義。
也許有人會說，俄國曆史上即使沒有列寧，也會產生出類似於列寧的人物來充當列寧的角色，以順應當時的曆史要求。須知，如果這樣來思考曆史，那就完全回到黑格爾的唯心史觀那裏去了，完全忽視了曆史人物在曆史中的作用。實際上，曆史雖有規律，但絕無預成的路子可走。俄國曆史上如果沒有列寧，也許不排除會有類似於列寧的人物產生的可能，但類似於列寧的人畢竟不是列寧。他的人生、性格、思想乃至領導革命的具體細節不可能同列寧的一模一樣，而他在俄國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達到的實際效果也就必然與列寧相去甚遠。
現在我們再設想，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的十月革命不是偶然地湊在一起，那麼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