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的意義可以是多層麵的，但曆史哲學的意義則隻有一點，即通過對曆史的哲學思考，為現實定位和為未來設計藍圖。思考曆史，表麵看來其對象是過去的死人的，但其目的卻是為了活人和為了尚未出生的後代。曆史思想的貧乏，不但對以往的事跡缺乏規律性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不知道今日處在社會發展的何種位置，更不知道該怎樣去營造未來。可以說，本世紀的中國曆史之所以坎坎坷坷，忽左忽右，整個民族如同醉漢，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缺乏對曆史的深層思考。形象地說，整個民族如同一艘隻有風帆而沒有航標的船，在大海上隨風漂泊，或者隨掌舵者的主觀判斷而行駛。
這裏的關鍵在於，曆史思想的貧乏必然是對曆史發展規律的近視。這是我們這個民族最根本的思想弱點，也是我們這許多年來曆史實踐之所以不盡如人意的根本原因。一次又一次的失誤，一次又一次的撥亂反正，今日看來是正確的東西，說不定明天又被宣布是錯誤的，就是因為我們對於民族曆史該怎樣發展沒有定準，沒有一個基本的哲學思考，一切都取決於掌舵者的主觀意願。曆史時時都在變化，但變化之中必有規律。如果不具備曆史思想方麵的修養，那麼看曆史也就如同觀看萬花筒沒有兩樣，變幻莫測，無以把握其規律與定則。反觀近百年的思想史，我們還發現，曆史思想的貧乏，不僅反映在為政者的身上，那些被尊為思想先驅的人同樣是這樣。關於這一點，我們從梁啟超身上就足可看到。
梁啟超的一生，可以看作是上一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中國社會的一部活曆史，其思想進路很能反映中國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在文化選擇問題上的基本狀況。他太容易為眼下的時勢所左右，太容易改變自己的觀念和主張。即便有些觀念和主張並非錯誤，一旦與眼下的時勢發生衝突，他寧可改變自己的觀念和主張，而不願（實際上也很難）去深究時勢本身也是否有正確與錯誤的問題。曆史是極複雜的，並非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如果一個思想家不能很好地認識以往和預測未來，而是作了曆史事象的俘虜，跟著曆史事象的變幻，頻繁地拋甩自己的思想成果，到頭來，隻能作為一名曆史見證人留諸史冊，或者作為心態史學考察的對象而富有價值。思想家的最大特點，在於“獨立”二字，既不為權威權貴所縛，亦不為曆史事象所累。許多曆史事象表麵看來是一回事，但所內涵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也就是說，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思想界的分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缺乏深層次的曆史哲學的思考。他們既看不到西方文明的本質所在和資本主義的前途如何，也看不到俄國社會發展模式是否也有可值商榷的地方，更看不到將俄國模式搬到中國將會出現怎樣的一種前景。他們太偏向於跟在人家的後麵跑，不是西化，就是俄化，卻不曾認真地思考過，中華民族該怎樣擁有自己的20世紀，怎樣相對於自己的民情與國情，並在其他民族所提供的經驗中，去營造自己的理想社會。
當然，這並不是說當時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社會發展之路沒有過思考。他們所提出的各種主張，哪怕跟在人家的屁股後麵，甚或回歸傳統眷戀於儒家思想，都是經過一番思考的。隻不過，他們那諸多的思考，大多隻是出於道義的熱情，很少有人從曆史哲學的高度看問題。梁啟超是如此，陳獨秀、李大釗更是這樣。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富有強烈的道德熱情，奉行的是道德理想主義崇拜。他們對人物的評價，對王朝政治的臧否，最主要的評判標準，便是道德的尺度。聖賢崇拜、明君崇拜、清官崇拜，其實質都是道德崇拜。衡量一種社會一種製度是否理想，在他們這裏，重要的是能否落實傳統思想中的民本主義，而很少深究民本主義於現代社會的健康發展究竟意味著什麼。實際上，民本主義表麵看來，是一種具有崇高的倫理美的社會思想，但其深處卻又正是社會正義的敵對力量。美好的樹苗，所結下的果子卻是惡的；道德的追求，所達到的目的卻是對道德的賤踏和嘲弄。因為自古以來的民本主義，所強調的“本”，並不在民，而是在官，在君，在朝廷。民不過是草芥，是愚氓，是需要別人來主宰的可憐蟲。而且，民本主義所強化的並非僅僅是為政者的官本位意識，更為重要的是強化了國民的奴隸意識，可憐蟲意識。他們的福禍安危，不是係於自身的人格保障和主觀爭取，亦不曾想過用一種製度化的東西來保障自己的權益，而是全賴於為政者的德性修為。所以他們恨貪官，恨昏君，恨腐敗的朝政，恨不得將他們打倒在地，從而建立起一個清平的世界，並希望那些主持朝政的人都是一色的海青天、包青天。
如何使社會清平，如何將貪官昏君腐敗的朝廷推倒，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幾千年來，似乎唯一可供選擇的方式便是暴力。毛澤東雲：反動派不會自己跑掉，如同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跑掉一樣，可謂說到了中國人政治觀念的根處。然而，政治問題並非像打掃庭院一樣的簡單。暴力可以打倒一個貪官或一批貪官，甚至還可以推翻一個朝廷，但卻不可能清除孳生貪官的土壤。而且，對貪官恨之愈深，貪官孳生的土壤反倒愈是肥沃。因為清官崇拜（即對貪官之恨）所體現的是國民的奴隸意識和可憐蟲意識，而這種意識正是貪官們求之不得的，亦是他們為官者貪極便利的條件。試想想，中國曆史上如果沒有道德理想主義崇拜，沒有清官崇拜觀念的根深蒂固，為何王朝政治會成治亂興衰的循環模式而發展？為何打倒一批貪官，又會有一批新的貪官出現？為何被貪官所害的小民百姓一旦造反成功自己處在官位上，又不可避免地成為貪官壓榨其他的小民百姓？
更為重要的是，清官崇拜的思想痼結，一方麵培養了小民百姓的奴隸意識可憐蟲意識，另一方麵又助長了他們的造反精神和對暴力崇拜的熱情。正如上文所說到的，在中國這片道德理想主義崇拜的土地上，除了暴力革命，人們是很難想出其他辦法來懲治貪官和消除腐敗的。在這樣的思想痼結裏，人們看重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血與火的場麵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更新。傳統的農民起義和湯武革命的政治變革模式，始終是他們難於突破的思想牢籠。在他們看來，一旦人民當家作了主人，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可解決。所以當新文化運動開始時，由於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他們看到傳統文化之不足，意欲打倒而後可。但實際上他們對傳統的認識都是淺層麵的，其對封建禮教的批判也隻是出於對儒家綱常的直觀認識，至於儒家道德理想主義之深在的負麵價值，則是他們所認識不到的。包括魯迅也是如此。他那“吃人”二字可謂尖銳和有力，但所針對的仍然隻是封建禮教那種人皆可見的所謂“糟粕”，並沒有切到中國文化之病根。實際上，封建禮教固然“吃人”，但所“吃”的隻是人的肉體，真正吸著中國人的血和元氣的是那被曆代（乃至包括現代的）文人所極力美化的儒家道德理想主義。
正由於對社會如何正常發展缺乏曆史哲學層麵上的思考，加之傳統道德理想主義崇拜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暴力崇拜，所以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俄國革命一聲炮響之後，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許多精英人物也就合符邏輯地得以分流，不是回歸傳統，就是拜俄國人為師，從而使剛剛萌發的思想啟蒙過早地停息下來。盡管在此之後，仍有一些人在鼓吹西化，鼓吹文化的整全性再造，但聲音極其微弱，甚至變得不被國人所理解。而因著道德熱情而掀動起來的社會革命，卻能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
還需指出的是，新文化運動之後，思想界分流為三家，這三家的關係是值得重新看待的。學者們以往大多將這三家看作互為分立的，如同東漢末年的魏蜀吳三國。實際上，從思想根柢處考察，傳統派與激進派很難說是完全對立的。雖然從表麵上看，傳統派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俄化道路，反對用血與火的方式改造中國，但思想深處同後者卻是緊密相聯的，其紐帶就是道德理想主義。傳統派之所以主張回到孔孟，或者主張中體西用，實質上所推重的就是中國傳統思想裏的道德理性。而陳獨秀等人的思想轉向，也是出於這一思想動機。隻不過，他們所推重的不是孔孟的道德理性，而是來自異國文明的道德理性。正因為這樣，七十年後的今天，新儒家才可能順順當當地在中國大陸重新興盛起來，才可能被某些人所利用，以彌補原有的意識形態之不足。想想今日這兩家思想的戀情，再回過來反觀七十年前思想界的分流，其中的道道，或許看得更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