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於湖北浠水的農家子弟徐複觀，被稱為本世紀“學術界一位傳奇人物”。青年時代，曾隨黃季剛、劉風章等國學大師研習舊學。後棄文從軍，屢有升遷，深得蔣介石的賞識，官至軍委會少將高參，且作為國民黨政府派往延安的聯絡參謀，與毛澤東於窯洞燈火下暢談國事。四十歲以後，告別政界軍界，在熊十力的門下執弟子禮，潛心研究傳統學問，自稱“隻是要做中國文化披麻帶孝的最後的孝子”。40年代末50年代初，因得蔣介石兩次巨額資助，先後於大陸和海外創辦《學原》和《民主評論》兩個著名刊物，以清流學者和布衣教授的身分活躍於文化界，著述甚豐，人稱“當代中國的一支巨筆”，並與唐君毅、牟宗三同被學界稱為“當代新儒家三大師”。1982年病故，曾引起海外知識界的震動，舊雨新知所撰悼念性的文章近百篇，稱其為“自由民主的鬥士”，“無畏護義的真儒”。
早在20年代，徐複觀先是崇拜魯迅，厭棄線裝書，後又崇拜日本人河上肇，追隨馬克思主義，專讀馬恩和唯物論的著作，還一期不漏地讀蘇聯紅色刊物《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儼然一馬克思主義忠實信徒。然而在政界軍界混跡多年之後，卻成了孔門儒學的衛道者，為複興儒學嘔心瀝血，而且對政治特別反感，認為“政治在人生中，是緊連著權力欲支配欲的；這是人生最壞的一部分，是與禽獸一鼻孔出氣的一部分”。然而從政界隱退之後，他的心緒卻沒有從政治生活中抽離出來，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總有一種關切之情。用台灣學者韋政通的話說，叫做“以傳統主義論道，以自由主義論政”。
傳統主義與自由主義本是互為對立的兩種東西，卻在徐複觀身上兼而有之。這不僅形成了他的新儒家思想的特色，同時體現了他在傳統儒學與現代民主政治這二者之間的雙重憂患和兩難取舍。一方麵，他深為國人靈魂失根而歎憾，力圖複興儒家的心性之學，為國人的靈魂安頓提供一葉諾亞方舟。另一方麵，他又深深感到，儒學傳統又的確無助於當代中國問題之根本解決，尤其開不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也就是說，在他心靈的憂患處，有著兩種心理負荷：既擔心傳統的失落和人心的失根，同時又怕因對傳統的高揚而有礙現代民主政治的建設。研究徐複觀身上這種雙重憂患和二難取舍，既有助於我們深入認識本世紀頗具影響的新儒學思潮，更有助於我們該怎樣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作出理性的選擇。
一
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新儒家有著一份特殊的戀情，徐複觀亦非例外。不同的是，比起他的師友們來，徐複觀似乎更能揭示傳統文化的負麵現象。尤其在外王方麵，他認為傳統確實沒有給我們今天留下多少可供繼承的東西。比如科學一事。他認為，“中國文化，畢竟走的是人與自然過分親和的方向，征服自然以為己用的意識不強，於是以自然為對象的科學知識，未能得到順利的發展。所以中國在‘前科學’上的成就隻有曆史的意義，沒有現實的意義”。但是，在徐複觀看來，這並非意味著我們今日不要傳統，不要曆史。曆史是現實的基礎，無過去即無今天，更無明天。任何一個民族，要想徹底告別曆史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反，越是尊重曆史的民族，越能夠很好地把握現在和迎接未來。
為了說明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徐複觀從理論上作了如下幾方麵的深究。
第一，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時間的觀念，而時間可分為“物理的時間”和“精神的時間”兩類。物理的時間隨著時鍾擺針的擺動，消失於虛無。而精神的時間，則憑我們特有的記憶作用，將過去與現在連為一個整體。我們當下的起心動念，實挾著過去的某一部分同時湧現。一個失去記憶的人，會變成白癡。同樣，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會退回到蠻荒狀態而無以生存。曆史意識的強弱，所體現的是一個民族生命力的強弱。
第二，曆史中有“常”有“變”，有“特殊性”有“普遍性”。曆史上所形成的思想是否有生命力，是否對今人還有價值，全看這一思想通過其特殊性所顯現的普遍性的程度如何。“特殊性是變的，特殊性後麵所倚靠的普遍性的真理，則是常而不變”。曆史之所以可貴，就在於它所體現的是“變與常的不二關係”。具體說就是：“變以體常，常以禦變，使人類能各在其曆史之具體的特殊條件下，不斷地向人類之所以成其為人類的常道實踐前進。”
第三，徐複觀援引日本學者務台理作的學說，將傳統分為兩種，即“低次元的傳統”和“高次元的傳統”。前者大多表現為曆史文化中的具體事象，缺乏精神自覺。後者體現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它既要求落實於低次元的傳統中，開出具體的曆史文化事象，同時對低次元的傳統具有指導性和規約性的作用。它自觀自照，自覺自動，既為時空所限，又能超越時空，將曆史與現實、古人與今人連為一體。
基於上述思考，徐複觀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不應該以打倒孔家店為前提的。相反，沒有傳統文化的精神支撐，必致人心迷茫，國事維艱。因為儒學傳統是曆史文化中的“常道”、“高次元的傳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已深入曆史文化的血脈之中。要想否定它，無異於自斷血脈，自絕生命。而他寫《中國人性論史》，作思想史研究，就是要把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生命精神顯發出來，以救現時之弊。
但是，徐複觀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是謹慎的，而且背負著一種兩難的包袱。這主要體現於如下三方麵。
一、他不像有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那樣，將傳統奉為不可更易的神明，而是時而站在衛道的立場上，對各種有違於傳統的新思想新文化予以批判，時而站在傳統的對麵揭其短處。這種雙重的身分按我們今天所流行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之類的套話，或許是本該如此的事情，但是對於一位思想家來說，此種雙重身分所帶給自己的心理負擔卻是很重的，亦難免陷入自相矛盾難圓其說的困局。比如，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常道”主要是儒學，但同時他又認識到，傳統儒學於外王事功確實沒有多少建樹，於今日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亦無多大意義。很顯然，這是一個悖論。既然儒學傳統於現時中國益處無多，為什麼還要做它的“披麻帶孝的最後的孝子”呢？誠然，徐複觀自己會從現代人的心性安頓方麵為儒學定立價值。但問題又在於，在他對現代中國問題的憂慮中，最緊要的是民主政治的建設問題。而且，他還深刻地看到了，民主生活是“人生的大門”，沒有這一大門的打開，人生的價值與心性的安頓是無從談起的。
二、徐複觀敏銳地看到，怎樣看待傳統，並非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正惟如此，弘揚傳統的口號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障人耳目，以維護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他說：“有的野心家喜歡利用革命的名詞，也有的野心家喜歡利用複古守舊的心理，有的野心家喜歡把兩者結合起來，作左右逢源的利用”。譬如，他認為1935年所謂十教授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其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此來抵消社會上民主自由的傾向”和“以此來加強政治中的專製獨裁”。可以看出，徐複觀在這一點上頭腦是清醒的。但問題是，如果說當年十教授的文化宣言提倡尊重傳統是為了加強政治中的專製獨裁，那麼徐複觀自己唱頌傳統，又有什麼法子可以避免被獨裁政治所利用呢？從徐複觀的所有著述看，他並沒有找出這樣的法子。因為這樣的法子原本就是沒有的。
三、徐複觀還認識到，近百年中國文化思想上的傳統派與自由派之爭亦非出於純學術的原因，而是緊扣著如何開出中國現代化新路這一主題。他說：“這一百年來，正當中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所以凡是有力的文化思想，沒有不關心到社會政治的問題；而社會政治問題，也沒有不影響到文化思想；於是文化思想與現實政治，結下不解之緣；純學術的活動，僅退居於不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們不能離開實際政治而了解百年來的文化思想。”無疑，徐複觀的此種認識也是精到的。但是，按照他的這一思路，邏輯結論必定是，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的反傳統，就在於傳統文化的主體部位的確有妨礙現代化建設的消極因素，反傳統是為了更好地開新。這樣，則徐複觀自己對傳統的護持和對新文化新思想的批判也就多少失去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