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徐複觀雖有厚實的國學根柢，對西學卻缺乏嚴格的訓練，不能像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那樣，學貫中西，評說儒耶，進而在中西文化比較中凸顯中國傳統儒學的價值。但是，他同樣在這方麵作過努力。因為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主要是西學衝擊的結果，要護住傳統而不倒，必須把兩隻手都用上，一隻用來護住傳統，一隻用來回擊西學。
他認為，就整體而言，西方文化為“知性文化”，中國文化為“仁性文化”。前者“把人演化於自然之中”，後者“把自然演化於人之中”。這兩種文化的特色的形成，是與古代文化的定型直接相關的，即“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在發軔之初，其動機已不相同，其發展遂分為人性的兩個方麵，而各形成完全不同性格”。具體分野為：“希臘文化的動機是好奇，中國文化的動機是憂患”。
在徐複觀看來，西方文化有兩大來源，一是希臘文化，二是希伯來文化。但對近代西方人來說，希臘文化的傳統更是主要的。希臘人出於好奇的動機而關注自然，因而形成知性文化。在此種文化裏，人們將自然當作外物研究，人與自然未能洽融一體。同時，由於對知性的強調，他們有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
而中國文化，則“是對人的憂患負責而形成發展的”，所以是仁性文化，或日“人本主義的文化”。所謂“對人的憂患負責”，徐複觀作了兩點說明，第一，是對自己的人格負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因而要克去人心（一般生理之心，動物之心），發揚道心，以完成人格的尊嚴，使個人的起心動念，都從人心的小我中淨化出來。第二，是對人類的負責。所謂“道心”，是從“惻隱之心”去把握，在“仁”上麵完成的。因而人格的完成，不僅是對個人負責，同時即須對人類負責。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指的這個意思。
中國這種仁性文化，徐複觀有時又稱之為“心的文化”，認為“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是指出這個價值根源是來自人生命的本身——就是人的‘心’”。又說：“中國文化最基本的性格，可以說是‘心的文化’”由於看重“心”的安頓和提撕，故中國文化不大重視對自然的研究，沒有走上科學的道路。他說：“儒家精神中之所以沒有科學，隻是由道德實踐性限製了思維的自由發展；由道德的主體之重視不知不覺地減輕了事與物的客觀性之重視。但是這種限製與減輕，並非出於道德本身之必然性，而隻是由開端時精神所向之重點不同，遂由人性一麵發展之偏而來的，不自覺科學的成就，是人性另一方麵的成就。”
上述兩種文化，在徐複觀看來，西方文化所側重的是“科學的世界”，中國文化所側重的是“價值的世界”。這兩種文化兩層“世界”，表麵看來似乎為類型的不同，實則體現了級別上的差異。仁性與知性，雖是“人性之兩麵”，但“人的生活的本身，不在科學的世界，而在價值的世界”。也就是說，隻有“價值的世界”才切近人之為人的本質，而“科學的世界”隻有當它處於“手段”的地位上時才具有價值。他說：“知能上的成就，可以給客觀世界以秩序的建立。但若僅止於此，則生命除了向外的知性活動以外，依然隻是一團血肉，一團幽暗地欲望。以這樣的生命主體麵對著知能在客觀世界中的成就，常常會感到自己並把握不住，甚至互相矛盾衝突。”
正是由於把中國文化的價值置於西方文化價值之上，所以徐複觀對近代西方文明基本上持批判的態度。在他看來，由於對科學的過分推重，西方人的價值不是放在人上，而是放在物上，或者說，“人的價值，是通過物的價值而表達出來的”。此種文化形態，致以文化被物化，人性淪喪，精神分裂，最後導致本世紀的文化危機和“人自身的危機”。
不過，徐複觀反對西方科學文明，但並不反對科學本身。他的知性與仁性為“人性之兩麵”的觀點，足可證明這一點。他認為，“仁性與知性，道德與科學，不僅看不出不能相攜並進的理由，而且是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的人性的整體”。在他看來，西方人的病根在於“人”的缺失，中國文化的病根在於“物”的缺失。相應的，其各自的醫治之方也就應該在於調整好“人”與“物”的關係。具體說即是：西方人要“攝智歸仁”，即以仁來衡斷智的成就和運用智的成就；而中國人則要“轉仁成智”，即從儒家的內聖之學開出科學的外王。所以他又認為，中國人當下的使命，一方麵是發展科學，走民族富強之路，另一方麵須發揚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秉著“對人類負責”的文化精神，將仁性文化推及西方世界，以救西方文化之弊。
徐複觀在這裏雖然談的是中西文化的比較，實則還是在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上作文章。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缺失，正是西方的知性文化。近代中國的被動挨打，也是出於這一原因。因之，他並不反對科學，並認為仁性文化與知性文化為“人性之兩麵”，二者之間，並無妨礙。而且，他還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隻有發展科學才可能是經驗的。然而另一方麵，他又不遺餘力地鞭撻近代西方的知性文化，認為本世紀西方人的文化危機和“人自身的危機”都是知性文化植下的禍根。可見，徐複觀在這裏同樣是兩難的。一方麵，他把中國傳統的仁性文化說得美侖美奐；另一方麵，又深感仁性文化中並不蘊涵著能夠萌生知性文化的種子。雖然他為中國人開出了“轉仁成智”這一藥方，但怎麼個“轉”法，也沒有說出個道道來。再者，知性文化是天下的公器，既然西方人早已為人類準備了這份厚禮，直接將它接受過來，豈不更為省事。盡管他不反對中國人在知性文化的層麵上學習西方人，但是如果把知性文化作為貶抑的對象，又如何能使國人既抱著吾家舊物的仁性文化而自喜，同時又能主動地去迎受西方的知性文化呢？如果不能，民族之富強與“人性之兩麵”的實現豈不成為空話？
三
1964年，徐複觀曾在《舊夢·明天》一文裏，希望死後在墓碑上刻下這樣的文字：“這裏埋的，是曾經嚐試過政治，卻又萬分痛恨政治的一個農村的兒子”。然而令人費解的是，他從政界退身之後還是撰文大談政治問題。對此，他在《政治與人生》一文中提供了如下解釋：“沒有這種民主政治的空間，人生一定受到抑壓，人文一定受到阻滯。民主政治的本質，是在敞開人生的大門，鋪平人生的道路。在已經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們可以任意的不談政治而去追求各種各樣的人生，在未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們為了要使每人都能去追求各種各樣的人生，便必須首先共同爭取這種敞開人生之門的政治。”
也就是說，在徐複觀看來，民主政治是“人生之門”，要建立起真正的人文世界，就必須首先建立起民主政治。尤其在中國，曆來缺乏的就是民主。中國的知識分子，主要精力要麼放在科舉八行的追逐中，要麼放在對聖君賢相的崇拜上，以致人生不能從政治專製的重壓下解放出來。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漏洞，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悲劇”。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徐複觀毫不諱言古代專製政治，其對專製政治的批判甚至不亞於幾十年前的胡適與陳獨秀等人。這是他的新儒學思想極富特色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我們重視的。其他新儒家，非但張君勱、錢穆為專製製度極力辯護，就連唐君毅也還有此種嫌疑，認為君主手裏握有大權，可加強他的社會責任感，亦可增強他為民父母的道德意識，從而做出對國家對人民有益的事情出來。而徐複觀則不同。在他看來，“中國兩千年的專製，乃中華民族一切災禍的總根源”。又說：“兩千年來的曆史，政治家、思想家，隻是在專製這副大機器之下，作補偏救弊之圖。……這是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的總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