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徐複觀的矛盾在於，他一方麵肯定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但又不願承認儒家思想對於中國專製主義政治文化負有責任。五四時期以來，許多人批判儒家思想，原因之一，即認為儒家思想是封建專製的護符。對此，徐複觀雖不為專製政治辯護，卻極力為儒家開脫罪名，認為在專製製度的壓迫下，“一切學術思想，不作某種程度的適應，即將歸於消滅”；儒家思想本是從人類現實生活的下麵來對人類負責的思想，“他不能逃避向自然，他不能逃避向虛無空虛，也不能逃避向觀念的遊戲，更無租界外國可逃。而隻好硬挺挺的站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以擔當人類現實生存發展的命運。在此種長期專製政治之下，其勢須發生某程度的適應性，或因受現實政治趨向的壓力而漸被歪曲”。歪曲的時間一長，就難免會失去其本來的麵目。這種結局，“隻能說是專製政治壓歪，並阻遏了儒家思想的正常發展，如何能倒過來說儒家思想是專製的護符”。
而且，徐複觀還認為，儒家思想非但不是專製的護符，而且還是專製的歪曲下所作的“向上的掙紮”，或日起到了為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的“補偏救弊”的作用。這就是自孔子以來儒家的德治主義和民本主義。
德治主義與民本主義本是二而一的東西，“從其最高原則來說，我們不妨方便稱之為德治主義，從其基本努力的對象來說，我們不妨方便稱之為民本主義”。徐複觀認為，德治的出發點是對人的尊重和對人性的信仰，它要求統治者必須首先成己之德，然後便是人人各盡其德。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乃是以德相與的關係，而不是以權力相加相迫的關係。在這裏，徐複觀認為，關鍵是統治者的以身作則。《論語》中所說的“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等語，都是這層意思。
也就是說，在徐複觀的認識裏，德治所強調的不是權力，而是統治者的內聖功夫。由內聖而外王，隻是一種“推己及人”的推的作用，也可以說是一種擴充的作用。其所以能推能擴充，是因為“人皆可以為堯舜”。隻要統治者自己盡性盡德，便風行草偃，被統治者自然會各盡其性，各盡其德，整個社會也就在一種和諧美滿的氣氛裏發展著。正因為德治為一種內聖功夫，所以中國曆來講到治術，都要講“正人心”。人心亂，也就是社會秩序之亂。反過來說，社會秩序之亂，也就是由於人心之亂，或日國喪其途，人喪其心。
不過，徐複觀在欣羨古代中國這種理想主義的德治思想時，也看到了德治的不足之處。他將其概括為四個方麵。
“第一，因為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考慮政治問題，所以千言萬語，總不出於君道，臣道，士大夫出處之道。雖有精純的政治思想，而拘束在這種狹窄的主題下，不曾將其客觀化開來，以成就真正的政治學，因之，此種思想的本身，隻算是發芽抽枝，而尚未開花結果”。
“第二，德治的由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由盡己之性以至盡人之性，都是一身德量之推，……將一人之道德，客觀化於社會，使其成為政治設施，其間尚有一大曲折。而中國的德治思想，卻把這不可少的曲折略去”。
“第三，因政治上的主體未立，於是一方麵僅靠統治者道德的自覺，反感到天道的難知，而對曆史上的暴君汙吏，多束手無策。在另一方麵，則縱有道德自覺的聖君賢相，而社會上缺乏迎接呼應承當的力量，聖君賢相也會感到孤單懸隔，負擔太重，因之常常是力不從心。由此可以了解曆史上的朝廷，何以君子之道易消，小人之道易長”。
“第四，因政治的主體未立，於是政治的發動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會。知識分子欲學以致用，除進到朝廷外別無致力之方”。
以上四個方麵，徐複觀對最後一個方麵最為重視。他認為，在德治思想的驅動下，讀書人隻有在兩條道上行走。少數人因對現實不滿，於是去做隱士，這是一條道。另一條道則是奔競仕途。由於仕途的坦蕩與坎坷並非決定於自己的努力，而是決定於當權者的喜怒好惡，導致“士人與其守住自己的學術道德，不如首先窺伺上麵的喜怒好惡，於是奔競之風成廉恥之道喪；結果，擔負道統以立人極的儒家的子孫，多成為世界知識分子中最寡廉鮮恥的一部分”。
雖然徐複觀對儒家的德治思想提出了諸多的批評，但他同時相信，依仗德治思想便可開出現代社會的民主政治。具體作法是：把儒家的政治思想，重新倒轉過來，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再作一番體認。首先，把政治的主體，從統治者的錯覺中移歸人民，人民能有力量防止統治者的不德，人民由統治者口中的“民本”一轉而為自己站起來的民主。其次，知識分子要由向朝廷鑽出路轉而向社會大眾找出路，樹立為社會大眾明是非的氣概。總之，“要將儒家的政治思想，由以統治者為起點的迎接到下麵來，變為以被治者為起點，並補進我國曆史中所略去的個體之自覺的階段。則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複活而得其更高的依據；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完成其真正客觀的構造。”
可以看出，徐複觀上述政治思想非但沒有說服力，而且自相矛盾之處甚多。
首先，既然民主政治是“人生之門”，那麼缺乏民主思想內涵的儒家學說就是不完善的，而且是人生意義中的根本缺陷。徐複觀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並且還希望通過民主政治的建立來完善儒家學說，即“完成其真正客觀的構造”。如果這樣，那麼建立現代的民主政治，為什麼非要通過複活儒學來“得其最高的依據”呢？
其次，儒家的德治思想既然弊多於利，給中國人的政治生活留下諸多遺憾，那麼就隻能說明德治思想本身是有問題的。因為它既使“政治上的主體未立”，又隻能局限於“君道，臣道，士大夫出處之道”方麵，不可能萌生民主政治的種子。再進一步說，德治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容，其弊端眾多，怎麼能夠說中國兩千年來的專製主義政治，儒家沒有責任呢？而且，從徐複觀對德治弊端的分析裏，儒家不是對專製主義壓迫的“向上的掙紮”，相反是專製主義賴以長期存延的思想保障。
複次，徐複觀在上述兩方麵之所以難以自圓其說，根本原因在於他沒有認識到，德治思想從本質上說是反民主的，二者分屬於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體係，根本不可能融洽在一起，更不可能由德治“曲折”出一個民主政治來。德治思想的向往，實則一種對明君和清官的崇拜行為。明君與清官雖無可非議，但卻是專製主義政治文化中的東西，其存在的前提就是人民主權和人格人性的湮滅。它所奉行的依然是官本位和君本位，人民依然處在受人宰製受人保護可憐巴巴的處境中。而民主的要義，在於使全社會的人都能直挺挺地站立起來，而不是匍伏在地上祈求統治者的德治。可以說，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官本位君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要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就必須徹底丟掉對明君清官崇拜的思想，鏟除專製主義政治文化滋生的土壤。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中國人就很難真正過上民主政治生活。而這一層認識，實在是徐複觀所未曾認識到的，也是其他新儒家所未曾認識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