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雲：“智慧出，有大偽”，短短六個字，對人性的揭示，可謂說到了極處。一部人類文明史，盡管很難說是由“虛偽”二字寫成的，但文明人相對於原始人，一個最明顯的變化乃是學會了虛偽，學會了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僅就本世紀中國人有關西化問題而言，就很能看出人性的這一弱點。今日的中國，可以說，國人裏裏外外都不同程度地被西化了。西化的服飾、西化的用具、西化的人際關係，乃至西化的生活習慣，無不說明民族文化的傳統早已守持不住。然而人們心口不一的是，他們在生活實踐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擁抱西方文化，得益於西方文化，可嘴上卻很難承認這一點，甚或裝出一副衛道士的樣子，教訓他人，也欺騙自己，好像西方文化如同禍水，非擋在國門之外而不可。尤其是那些手中有權可以便利地享受西方文明給他們帶來直接的生活樂趣的人，更是這樣的兩麵貨。一方麵，他們一心想著出國（當然是公費），想看看外麵的花花世界，尤其垂涎於西方世界的物質享受，但另一方麵，他們又總是喜歡在大會小會上教訓年輕輩，不要羨慕西方那些腐朽沒落的東西，不要崇洋媚外。實際上，這麼多年來，口頭上反對西化的人，正是那些得惠於西方文化最多的人，或者說骨子裏早已沒有民族責任感的人。這樣的現象，原因何在，很值得深思。還有一個看似奇怪實則不怪的現象是，這些人批判西化論，但手裏所持有的批判武器卻又同樣是地地道道西化的東西，隻不過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一部分而已。以蘇聯為家長為老大哥，一切向蘇聯看齊，甚至一部本民族的曆史也要按照蘇聯所提供的理論模式弄得麵目全非，能說這些不是西化？不是崇洋媚外？確切說，他們隻是以西化反對西化，以西方文化的支流反對西方文化的主流。這樣一種極端而又極特的做法，隻能給民族的健康發展帶來危害，而不可能最終解決中國問題。幾十年的曆史就是證明。
由於西方文明在許多人眼裏是禍水，是腐朽沒落的東西，所以近百年來曆史上那些主張全麵學習西方的人，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公允的評價。胡適是這樣，陳序經更是這樣。而且像陳序經這樣的人物，很長時期裏完全被人遺忘，甚至連批判對象的資格也沒有。所以現在的年輕人，包括我們這些50年代出生的（或許還包括40年代甚至30年代出生的），一直到最近十餘年才知道陳序經這個名字，才知道全盤西化論原來是他老先生係統提出來的。但是對於他的生平、誌業、思想以及在當時的影響，仍然知之甚微。隻是1995年由湯一介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論著輯要叢書》推出一本陳序經的文集選編之後，陳序經是何許人，何許思想，才第一次為廣大讀者所知曉。我讀了這本書之後，太多感觸，太多憾歎，故成此一文，一來作為對這位思想前輩的追念，二來也想讓我們的讀者知道應該怎樣理性地看待近百年的思想史以及各家的文化主張。
一
在我們的理論宣傳裏，總是有著這樣一種邏輯：凡是愛國的，就必定是傳統文化的護持者。所以年複一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均不外對幾千年中華文明的讚頌。相應的，那些欽羨西方文化的人，總是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被當作民族文化的不肖子孫。雖然“崇洋媚外”不像“地富反壞右”那樣帶有專政對象的性質，但在中國人的話語裏，一個“媚”字最使人倒胃口。所以人們既不願意自己被扣上這樣一頂帽子，同時又對那些已被扣上這樣的帽子的人特別厭惡。
然而我們從陳序經身上，卻看不到這樣的邏輯。他是全盤西化論者，同時也是愛國主義者。甚至還可以說，他對民族的愛，比起那些口喊愛國主義實則為民族蠹蟲的人來，不知要真誠多少倍。
陳序經出身於一個南洋華僑家庭。其父陳繼美當過船員，經營過橡膠園，是一個靠勞動致富同時又對祖國有著萬般溫情的厚道人。1903年，陳序經出生於祖籍海南文昌縣，10歲隨父僑居新加坡，就讀於當地的育英小學和華僑中學，由於不願接受殖民教育，16歲回國，就讀於廣州嶺南中學。1922年考入上海滬江大學，一年後由於不願信仰基督教而轉學複旦大學，由生物學改讀社會科學。1925年大學畢業，並於同年8月留學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先後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28年秋回國，執教於嶺南大學。1929年夏又遠赴歐洲，入柏林大學和基爾大學研究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1931年回國，時年28歲。憑著他的學曆和所學專業，陳序經完全有可能躋身政界和實業界。然而他遵照父親的遺願，一不做官，二不經商，而是為祖國的振興獻身教育事業。回國後，先後執教於嶺南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大、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直到1967年含冤而去，終年64歲。
從以上簡曆可以看出，陳序經原不過是一名學者，遠沒有西化論的另一代表人物胡適那樣風光和體麵。如果說做官，頂多也隻是當過大學校長，何況這種頭銜還算不得是個官銜。一個純粹的學者關心民族的命運，是很少私心雜念的，其所思所想完全是出於學理，出於一個知識分子所應有的道德良心和社會責任感，或者說出於對祖國對人民的一份真摯的情感。而不像那些身在官場或亦官亦學的人，多少總帶有某種利害得失在裏麵。盡管很難說他們對民族命運的思考都是出於私心，但人在官場，身不由己，說些違心的話和寫些違心的文字，總是難免的。何況政黨利益和權力本身的需要，也要求他們必須這樣做。陳序經對政治不感興趣，做校長或研究所的所長，對他來說隻是他的學術事業的一部分，與那些靠做官謀生或謀利的人，甚至那些又做學問又做官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思考文化問題，求中國問題之解決，完全是基於自己的人生經曆和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
陳序經很小的時候就隨父親到新加坡和馬來亞，並在那裏生活了六年時間。這是他的青少年時代，也是逐漸懂事的時代。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對西方文化他原本是十分反感的。中學時代因厭惡西方人的殖民教育而離開南洋，大學時代又因不願信仰基督教而轉學，均說明在他的心底裏，祖國和民族這樣的概念有著很重的份量。但是，南洋生活的六年，又使他親身經曆了作為一個落後國家的人民所受到的歧視和鄙辱，並從中悟到這樣一層道理：民族之落後，根本原因乃是文化的落後。當時的馬來亞、新加坡等地，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即西方殖民者、華工和當地土人。三者的關係是：西方人為統治者，高高在上；華工備受西方人的歧視，但地位又高於土人；土人的生活最為悲慘，不僅受西方人的剝奪，而且客觀上還受到華工的排斥。因為西方人寧願雇傭華工，而不願給當地土人以謀生的機會。陳序經正是看到了這樣一種社會等級及其同文化的關係，才深感到文化問題之重要。正如他後來在《南北文化觀》中所表述的，“其實歐人之所以勝我人，正像我人之所以勝土人；土人之所以敗於我，概是因為土人的文化不及我，我人之所以敗於歐人，也是因為我人之文化不及歐人。華僑既飽嚐這種優勝劣敗的滋味，那麼華僑應該格外覺悟努力，去提倡西化了。”
生活在海外的華僑，大多都有一種極為矛盾的心理。一方麵，他們為了不被西方人看不起，格外重視本民族文化傳統的保存和宣揚，並對西方文化有一種本能的抵抗情緒。另一方麵，同樣為了不被西方人看不起，他們希望民族富強起來，因而又很想向西方人學習，用西方的文化模式改造中國。陳序經的青年時代就陷入這樣的矛盾心理。但是，熊掌和魚不可兼得，明智的辦法隻能是二者擇其一。民族優越感雖是情感性的東西，但其基礎卻賴於民族的富強和社會的正常發展。如其不然，民族優越感就隻能是沒有根據的主觀臆想，如同魯迅筆下阿Q的勝利法。
陳序經擺脫此種矛盾心理，大概得益於留學美國。他在美國的三年，正是美利堅合眾國經濟繁榮時期。這塊新大陸，決非新加坡可以比擬。繁華的城市，發達的交通，先進的科技，自由的學術，以及健全的民主製度，無不使年輕的陳序經大開眼界，亦使他真正地認識到中國之前途就在於全麵向西方人學習，即全盤西化。隻有這樣，中國才可能擺脫貧窮落後麵貌，也才可能徹底解除被淪為殖民地的危險。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中，陳序經寫道：
“我以為仲甫先生既沒有積極的提倡個人主義，適之先生的介紹，也不外是一方麵和斷片的介紹。然這樣的輕輕一試，已有這種成績，要是中國人能盡力從這條路上做工夫，則將來的效益，當無限量。可惜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已深入腦髓，結果是輕輕的一針注射的個人主義，敵不住什麼堂皇的思想統一的注射，結果是我們仍是照舊的隻會遊手好閑的享受西洋的汽車和洋樓，沒有自己有所振作的決心。假使我們而照舊的這樣做下去，用不著日本費了出派兵艦之勞，我們自己不久總要賣身賣國來買西洋貨，和日本貨，配不上來說什麼西洋化，或是日本化嗬！”
在《東西文化觀》一書中，陳序經又寫道：
“所謂全盤西化，正所以重視我們的文化。我們已經說過，中國之於趨於全盤西化，不過是時間的長短問題，我們若不自己趕緊去全盤西化，則必為外人所脅迫而全盤西化，然後者的意義，卻又不外是變印度菲列賓第二。到了這時，種族且虞蹈著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國之苗人黎人，遑論過去固有的文化。設使我們而能自己趕緊全盤西化，再從而發展擴大，則不但我們自己占有世界文化的優越地位，就是我們祖宗在曆史上所做過的成就和得到的光榮，也賴我們而益彰。則今日外人所以鄙視我們的文化，而鄙視我們的祖宗的文化，也能因為他日之重視我們在世界文化所占之重要位置，而重視及我們的祖宗與其文化。”
這裏所表述的，是陳序經提倡全盤西化的由衷所在。讀了這兩段文字，我們實在難以在全盤西化與崇洋媚外之間劃上等號，難以對陳序經的愛國之心赤子之情有半點懷疑。
二
鴉片戰爭之後，有感於民族危難而主張接受西方文化，並不始於陳序經。早在上一個世紀的中葉，林則徐、魏源等人就有過這樣的文化主張。特別是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嚴複、孫中山、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更是推波逐浪，將這一文化主張推到更高更深的層次。然而，這些思想家的西化主張，都沒能做到全麵和徹底，不是帶有舊文化的考慮，就是停留於文化的表層，作枝枝葉葉的工作。盡管也有十分激進的（如錢玄同主張把線裝書扔進毛廁），但其主張大多隻是激憤之詞，很少從理論上作深入的思考。陳序經則不同，他留學西洋，做過係統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方麵的研究工作，能夠從文化哲學的高度考察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並將其放在當時整個人類文明的進程中來思考。而這些，都是他的思想先賢們所不及的。
陳序經全盤西化主張的係統性，首先得自於他對“文化”的理解。在他看來，人類是文化的動物，一切文化皆出於人類的創造。但是，文化一經創造，就能保存下來，成為後人模仿的對象。也可以說，人與文化的關係，是以創造和模仿兩種形式體現出來的。這兩種形式，很難說孰輕孰重。因為沒有創造行為，也就沒有文化之可言。同樣，如果沒有模仿，非但文化傳承與傳播不可能，就連文化創造的意義也是很成問題的。而且就整個人類而言，文化創造畢竟是極少數人的事情，絕大多數人不過隻是文化的模仿者和受益者。用陳序經自己的話說就是：“人類自生長到老死，差不多處處都是在文化裏過他們的日子和生活。舉凡一切衣食住動作等，都受了文化的影響。人類自生長到老死，對於這些動作的方法、模型或樣式，用不著件件事事由自己去發明，或創造，以便自己的應用；因為這些日常的需要，差不多通通已有了準備，有了方法、模樣。人類自己所需要者，不外是去學習已有的方法、模樣。而且因為人類在少年的時候，受了社會、家庭的教育指導，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受了社會所流行及曆史所遺傳的文化。他們無意識的行前人或時人所已行的方法，做時人或前人所傳下的東西，遵社會所已有的風俗習慣傳說信仰以其他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