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文字裏，可以看到陳序經內心深處的矛盾和痛苦，即正如前文所說的，西化論者既要批判傳統，同時又不能不看到傳統的優秀所在。所以他們的理論表述也就難免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陳序經是這樣，胡適也是這樣。
四
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各種文化主張大致可歸納為傳統派、西化派和折衷派。三派中以折衷派人數最多，亦最為國人所認同。因為該派主張，既采納西方文化，又不丟棄中國固常的文化傳統，最經典的表述就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使今日，此種文化主張依然還很有市場。所謂“去其糟粕，存其精華”，和所謂“創造性的轉化”，均可看作張之洞的觀點的延伸。
陳序經是堅決反對折衷派的文化主張的。在他看來，首先，折衷派對“西學”的理解就是片麵的。西學不僅僅局限於“西政”和“西藝”，除了學校、醫院、交通、航海、工商、科學、法律、武備等器物和政製層麵的東西之外，西方人還有更為重要的東西，即人生觀和社會觀，而折衷派“不但不注意，簡直不知道其存在”。其次，折衷派對“中學”的理解也是片麵的。在他們眼裏，“中學”不外是四書五經，聖賢格訓，加之曆代讀書人所不斷增益與精練的內聖外王之學，即如何修身如何平天下，卻看不到“中學”尚有許多方麵是“內聖外王”四字所不能囊括的。複次，陳序經認為折衷派沒有看到學問有新舊之分，所強調的隻是中外之分和東西之分。實際上，“學固有時間上差異，而沒有空間的不同”，因之不能以民族性或國界來強調其體用之關係。再次，陳序經認為，文化之體和用不能分割來看，不是你想怎麼采納就可以怎麼采納的。下麵這段話說的十分精彩，十分中肯：
“有其體，必有其用。有其用，必依其體。中學有中學的體，西學有西學的體。中學有中學之用，西學也有西學之用。唯有中學的體，才生出中學的用，唯有西學的體，才有西學之用。反過來說，就是中學的用，是完全建立在中學的體上。西學的用，完全建立在西學的體上。西學的用之所以異於中學的用，是因為西學的體異於中學的體。比方：聽是用，耳是體；看是用，目是體；耳的用所以異於目的用，就是因為耳的體異於目的體；今因為了耳聾，而欲以目的視的功用去配到耳的體上，怎能配得？同樣，既承認了中西學的不同處，則中西學的體用，也必有不同之處；今欲存中學之體，而取西學之用；去中學之用，而舍西學之體，其愚昧之甚，和欲以目之用，而配於耳之體，相去幾何？其實體用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要是中學隻有了體，而沒有用，那麼中學已成了廢的。至多隻能把它來作古董來玩玩，至多隻能當作為學而研究的學吧。”
這段文字主要是針對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的，除此之外，陳序經還對本世紀各種折衷派的觀點逐一進行了批駁。如梁啟超認為西方為物質文明，中國為精神文明，號召國人說：“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陳序經認為，“文化”二字本身就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麵，二者混然一體，密不可分。“文化的物質方麵，不外是精神方麵的表現，又必賴物質以為工具”。所以一切的物質文化的進步，必賴於精神文化的進步，或者反過來說，一種文化，它的物質方麵如何，是由它的精神方麵決定的。近代歐洲日新月異，就在於它擁有使其日新月異的精神文明；中國物質文明落後，也隻能說明我們的精神文明是有問題的，確切說是其落後的根源。
又如杜亞泉、李大釗以及來華宣傳東方文化主義的泰戈爾把西方文化看作“動的文化”，把東方文化看作“靜的文化”，認為文化的過靜易被自然征服，過動則又易於在精神上受無限的刺激和痛苦，最好的辦法是，以西方動的文化調和東方靜的文化，同時以東方靜的文化彌補西方動的文化。陳序經認為，世界上沒有靜的文化，一切文化都是動的。“動”是文化的特性，亦是其存在方式。正由於文化是“動”的，所以才有先進與落後的區別。中國人所要做的，並不是以什麼“靜的文化”去彌補西方人的不足，而是要迅速地“動”起來，去追趕西方文化，擺脫落後的現狀。
再如許仕廉、孫本文認為，對中西文化的取舍必須采取科學的分析方法，具體作法是：“（一）分析吾國固有的文化，而了解其種種特性；（二）了解我國固有文化的特長，及其缺陷，以為改造文化的張本；（三）根據現代世界趨勢，對於這種種特性的價值，加以嚴密的評估。”陳序經認為，此種所謂“科學的分析方法”，其對文化問題“沒有充分的了解”。文化是整全性的，並非你可以挑三揀四的，“它並不像一間屋子，屋頂壞了，可以購買新瓦來補好”。
再如30年代成立的亞洲文化協會的文化觀。該派人士認為，西方文化為物的文化，霸道的文化，東方文化為人的文化，王道的文化，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可取道路應該是，“以西洋的霸道來救中國之弱，同時保存中國之王道以濟西洋霸道之窮。”陳序經認為，用王道和霸道作為東西文化的差異，本身就是不妥的。西方文化不隻是霸道的文化，而東方的文化也不隻是王道的文化。如其不然，我們既不能解釋中國曆史上黃帝征蚩尤、春秋五霸、秦皇漢武等曆史現象，也不能解釋西方世界諸多愛好和平的主張和行動，如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威爾遜的十四條款，國際聯盟等等。
在陳序經看來，折衷派的錯誤不但是認識上的，而且還會生出“最大的危險”，甚至比複古派的主張更不利於中國未來的發展。請看他下麵這段話：
“要是真的複古，複孔的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或是‘食無求飲，居無求安’，衣不求適，也許會減少半點西洋貨物經濟的壓迫，而免權利之外溢。然而折衷派的人，則不然，他們一方麵享受了西洋的物質文化以飽私欲，一方麵利用中國的舊道德思想以欺騙人民。他們購買槍炮就說是物質的西化，他們殺戮無辜，就說是攻乎異端。你叫他們去留學，他們就隻學了人家的跳舞，你叫他們要隨著中國習俗，他們就沉醉於麻將。這樣的東西合璧，簡直是壞上加壞了。我們放開眼睛一看，今日所謂乘汽車，住高樓，食西菜的衛道先生，以至瞞洋人欺同胞的中國人，無一不是掛起折衷辦法之名，而行其因利乘便營私自飽之實。骨子裏仍無半點西化，這是時代的投機者，這是文化過渡時代裏的蠹蟲，這是人類的公敵。”
罵得何等的痛快，何等的好啊！非但陳序經當時所見的折衷派是這樣，今日的折衷派又何嚐不是這樣。現代中國文化的悲劇就在於，折衷派的主張是最具欺騙性，最能夠在廣大國民乃至很大一部分糊塗的知識分子中間得到認同，但同時此種主張又最容易被少數人所利用，作為他們中飽私囊的工具。一方麵，他們主張向西方人學些皮毛的東西，並在其學習（用今日的話說叫做“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盡情地享受西方文明所帶給他們的奢侈生活，但另一方麵為了維護既定的社會秩序以免自己的特權地位不至於受到威脅，他們又口口聲聲鼓吹傳統文化之優秀，用文化相對主義為不合理的社會現實而辯護。實際上，傳統文化早已被他們所賤踏，傳統美德早已被他們丟棄得幹幹淨淨。他們所愛的隻是自己以及可以滿足自己欲望的現代物質文明，而不是國家利益民族尊嚴，更不是傳統的文化。如果要在孔孟之道與高級轎車之間作出選擇，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隻不過，當他們已經選擇了後者或者說一頭鑽進小汽車之後，才探出頭來對老百姓說，要如何尊重孔孟尊重傳統。
五
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的提出，已經過去了六十多年，但在今日讀來，猶如昨日說過一般。這裏的原因是，這六十多年來，中國文化的定向問題始終沒能得到解決。即是說，在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我們究竟應抱一種什麼樣的態度，作一種什麼樣的選擇，國人始終沒有取得共識，沒有走出一條自己的路。80年代，中國知識界雖曾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但其深入的程度遠不如陳序經等人發表議論的30年代。正因為問題沒能解決，90年代的今天我們仍然接著這個話題來討論。從魏源“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口號的提出，到今天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個半世紀。在現代社會，一個半世紀實在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照道理，這個話題本在上一個世紀或本世紀初就應該結束，然而由於民族曆史的曲折與多難，導致21世紀的前夜，我們還在討論這個話題。這不能不說是民族之不幸，是中國學術之不幸。
問題是，這樣一個算不得深奧且直接關係著民族能否正常發展的話題，為何中國的知識分子竟然打了一個多世紀的筆墨官司？這裏麵本身就是有文章的。如果說，新文化運動乃至30年代有關文化問題的討論之所以難成定斷，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由之而反映的西方文明弊端一時模糊了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視線，使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難於斷定西方文明的前景的話，那麼在世紀末的今天，我們理應有清醒的認識。幾十年來，西方人並沒有靠東方文明的超拔，而是憑著其文化自我更新的能力，不斷地從無序走向有序，從一個新的起點走向另一個新的起點。相反，固執於傳統文化的東方民族，卻沒有憑著自己的傳統資源發展起來。更可注意的是，作為東方民族的日本，由於與其他的東方民族不是走在一條道上，而是敞開心胸學習西方，竟能夠日新月異，發展迅猛。回憶這百餘年的東方曆史，想想我們今日的社會狀況，難道我們還應該將西化論者擺在批判對象的位置？難道不應該給陳序經等人一個恰當的評價？
誠然，世紀末的今天，相對於本世紀的上半期，世界曆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主領今日世界文化大潮的雖然仍是西方文化，但又不僅僅是西方文化。經過長時期的接觸與交流，各民族文化早已聯為一體。也就是說，代表今天人類文化先進水平的，已不僅僅是西方人的文化，而是經過長期融彙之後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化，盡管其中西方文化依然唱著主角。這種新的文化，是不能以“西方文化”這一概念而框定的。因之，我們今日敞開國門，接納域外先進文化，也就不是什麼西化的問題了，而是世界化，人類化，全球化。如果說當年胡適“現代化就是充分的世界化”的提法隻是西化的另一種表述，而沒有多少實際差別的話，那麼今天，“現代化即世界化”也就有了真正的有別於“現代化即西化”的內涵。但又應指出，胡適、陳序經等人當時所提出的全盤西化，同樣是有著“世界化”這樣一層考慮的，因為在當時的世界文化裏，西方文化獨霸天下，其他民族的文化很少作為可接納的成分加入整個人類主流文化的大潮中，世界化與西化是沒有多少區別的。也就是說，胡適、陳序經當年提倡的西化，同樣是世界化的涵義，隻是其涵義與我們今天的世界化稍有不同。也正因為這樣，我們今天讀陳序經和胡適等人的著述，才會覺得特別富有深意，就像昨天說過的一樣。再進一步想想，如果他們的文化主張在當時就被全社會所認可所采納，中國的現狀或許遠不是今天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