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人隻有狹義的“忠”，而無廣義的“忠”。在他們那裏，“忠”就是全體國民對天皇的絕對服從和絕對崇拜，或者是下屬對上級的絕對忠誠。而且即使在這狹義的“忠”裏麵，也抽去了君臣上下互為前提的內涵。大致說來，日本人的“忠”並非儒家裏麵的東西，而是大和民族土生土長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的武士最早出現在大化革新之後不久。大化政權雖然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國家，但卻很不穩固。百餘年後，大權旁落，貴族藤原氏把持了政權。此外，貴族平氏和源氏兩支勢力也漸漸壯大起來。這些家族為了保護自己的領地和壯大勢力，紛紛招募精壯之士，訓以武藝和兵道。這就是最早的武士。
武士本人及其家庭都附屬於主家。主家的榮辱也就是武士自己的榮辱。因之，每一個武士都要絕對地忠誠於主家，並準備隨時為主家犧牲自己的生命。日本社會等級森嚴，武士的忠誠也是通過等級製度來實現的。他們首先要忠誠於自己的大名，大名忠誠於幕府將軍，將軍忠誠於天皇。通過這樣層層隸屬的關係，全國的武士都要效忠於天皇。天皇即武士們的精神偶像。
武士不僅講“武”，同時也講“情”。他們的理想生活是“血與淚”的人生模式。所謂“血”，即在戰場上不懼死亡，不惜為主家獻身的精神。為主家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相反，如果對主家存有二心，或者不盡心盡力，沒有自我犧牲精神，則被視為可恥的事情，為社會所不容。所謂“情”，即武士對主家知恩圖報心理和主家對武士體恤和愛護意識，而其中武士對主家的感恩心理，也就是所謂“淚”。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係，體現的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和家族式的浪漫情調。
可以說，中國儒家的“忠”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倫理，而日本人的“忠”則體現為非理性主義的盲目。在中國，“忠”是有條件的，即忠的對象必備相應的道德資格。而在日本，“忠”是無條件的，對天皇乃至主家的忠類似於宗教狂熱。正因為這樣，本世紀的日本才在“忠”這一德目的盲目驅動下，揮動武士刀，走上了軍國主義“聖戰”的道路，尤其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此種“忠”哪有一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味道。他們為了大和民族的一己私利，置他國他族於血泊之中，與中國儒家所理解的“忠”，相差何止以道裏計。
與“忠”直接相關的是“誠”這一道德範疇。
“忠”與“誠”兩個德目常常連在一起，合稱“忠誠”。實際上，在中國儒學裏，“忠”與“誠”是有區別的。“忠”強調的是社會縱向倫理，是臣屬對君主的道德承諾，同時其廣義亦有社會橫向倫理的意蘊；而“誠”則主要表現為一種人格境界，並且同生命的本體意義相聯係。《中庸》雲：“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王船山也說：“盡天地隻是個誠，盡聖賢學問隻是個思誠”。都是從本體論意義上說的。可以說，“誠”是“忠”的本體論根據。“誠”的標顯，體現的是中國儒家對宇宙人生的理性對待。
而在日本人的理解中，“誠”很少社會橫向倫理意蘊，更無本體論的內涵，更多的帶有情感色彩。按照日本古學派的代表人物山鹿素行在其《謫居童問》中的說法是：“所謂誠，乃天下古今人情不得已之謂也。”即是說，“誠”是人們從內心湧出的不可遏製的情感。此種情感，並非生理和性情層麵上的，而是有著特殊範圍的限定，即下屬對上級或國民對天皇的絕對忠誠。易言之，在日本人看來，下屬對上級國民對天皇的忠，並不是外在規約的要求，而是人生而有之的一種情感。所以在他們的倫理思想裏，“誠”與“忠”是沒有多少區別的，“誠”也就是“忠誠”。又由於武士道精神與天皇崇拜觀念的結合，“誠”同樣體現為一種非理性的衝動。本尼迪克就曾指出：日本人的“誠”，“並不是獨立的德，而是宗教狂者對自己的教義所具有的狂熱心情”。這裏所說的“教義”，就是神道教和武士道所強調的“忠”、“恩”、“義理”等等。正因為日本人的“誠”，有著嚴格的限定，既缺乏本體意義上的價值考慮，又很少社會橫向倫理的意蘊，才決定他們道德倫理獨特的表現形式：在社會的縱向倫理中，他們極端地奉行“忠誠”的原則，而在橫向的人際關係中，則很難做到一個“誠”字。今天的日本人在國際商務中形象不美，原因就在這裏。
概言之，日本人雖然從中國進口了儒學，亦自稱為孔孟之徒，但實際上相對於中國儒學，日本儒學不僅打了折扣，而且是變了形的。他們自稱為孔孟之徒，也隻是就接受儒家學說這一曆史現象而言才算不謬，事實上他們是最缺乏儒家風範的。也就是說，以日本為例來說明儒學對現代經濟發展的價值，恐怕有失妥當。至於日本現代企業靠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支柱，筆者另有一文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