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我國學術界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先秦時期（特別是西周春秋時期）的政治文化帶有濃厚的民主色彩，與古代希臘、羅馬無異，同樣表現為一種民主政治。持這種觀點的同誌所依據的大多是《左傳》、《國語》、《論語》、《孟子》等古籍有關民本主義思想的論述，如《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所雲：“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孟子·盡心下》所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等。
不可否認，從周王朝開始，統治階級就一直宣揚著民本主義思想，尤其是一些賢明的君主和進步的思想家都曾提出過以民為本的思想，或在政治實踐中施行過民本主義政策。然而，古代中國的民本主義思想究竟是不是民主思想，這是大可值得研究的。筆者以為，民本與民主完全是兩個不同涵義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民本並不是民主。
一
從現有文獻看，我國古代統治階級倡言民本，始於周代。
孔子說：“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事實上，周代是中國文化變革的時代。王國維就曾說過：“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這種變革，首先表現在宗教文化方麵。殷人篤信宗教，尊崇上帝，凡事都要求神問卜，即所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在殷人眼裏，神是至上的，全能的，操縱著人間的一切。但殷代後期，尤其在商紂王統治時期，政治腐敗，民心鼎沸。周文王、武王父子順應民心，以“小邦周”滅掉了“大邦殷”。這件事，對當時人的心理震動是很大的。他們開始對神的全能產生疑問。因為殷亡周興的事實告訴他們：政權的存亡，富貴的有無，並不在天命，而在民心的向背。所以從周王朝開始，統治階級一方麵依商代舊法，仍然尊神敬鬼，另一方麵重視民眾的力量。即《左傳》所說的“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凶吉由人”，“天道遠，人道近”。
這種古代中國最早的民本主義思想，指的並不是人與人的關係，而是人與神的關係。它體現的隻是古代人民對原始神權的反叛精神，是人類從神話的夢鄉裏的第一次覺醒，並不具有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因素。
如果說，由尊神變為尊人是古代民本主義思想的第一個層麵，那麼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層麵就是統治階級所提倡的德治。《左傳·僖公五年》說：“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這個“德”，是用來規範社會各等級的，是統治階級對待國民的一種態度，或更準確地說，是治理國民的一種手段。所以，“敬德”往往與“保民”並稱。
卜辭裏沒有“民”字，也沒有“德”字，“民”與“德”是西周金文裏出現的新字。關於金文中的“民”字，郭沫若曾認為其字形像剌目狀，是奴隸的總稱。近些年，不少學者對郭的這種解釋紛紛提出質疑。實際上，“民”就是相對“君”而言的庶民。所謂“保民”，絕對不是保奴隸，而是保庶民。“保”字在甲骨文、金文裏，像一人懷抱小兒狀，如果引伸到政治學領域，即“愛民如子”。中國政治文化的顯著特點是君統與宗統的合一，“尊尊”與“親親”並提，最高統治者既是“天下共主”，又是“天下之大宗”。對臣民來說，“事君以敬”與“事父以孝”是同樣性質的事，也是同樣重要的。這樣，君與民這一對矛盾就借助於宗親血緣關係而統一起來了。一方麵，民事君要“忠”，另一方麵，君對民要“仁”，即“保民”。但是，“保民”必須是有條件的，這就是：臣民必須像孝敬父家長一樣地敬事君主，君主才有可能像對待兒女一樣地對待臣民。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保民”的實質並不是維護臣民的利益，而是維護君主獨尊的地位。
在《尚書》大誥、康誥、多士等篇裏，“敬德”二字“就像同一個母題的和奏曲一樣，翻來覆去地重複著”。郭沫若認為這是周人“所獨有的思想”，侯外廬認為，“德”在道德的規範上是與祭天的宗教製度相結合的，即《莊子·天下篇》所說的“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也就是說，“在宗教觀念上的敬天，在倫理觀念上就延長為敬德”。為什麼周人如此重視道德呢？任繼愈的解釋是：這種現象隻能根據周人所建立的宗法製社會的政治結構來解釋。在當時，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被編入宗法製度的社會結構中，形成了層層依附的隸屬關係。宗人依附於宗子，小宗依附於大宗，最後導致全體臣民依附於周天子一人。為了維護這種金字塔式的等級製度，統治階級借用“德”這個範疇作為規範社會的精神工具。“敬德”不是周天子一人的事，而是全體臣民都必須實踐的，其內容為敬天尊祖。對於全體臣民來說，敬天也好，尊祖也好，最後都歸到周天子那裏。因為周天子才是天之“元子”，是天意的代言人。同時，在宗法製方麵，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其地位是獨尊的。
在古代世界文明史上，統治階級用宣揚民本主義來達到鞏固其專製統治的目的，並非中國所獨有。古代埃及第十王朝文獻《對美利卡拉王的教訓》就說過：“人民是神的牲畜，他們受過良好的訓導。神遵照人民的意願造就天堂；他擊退水妖，使人民可以進行自由的呼吸；他按照自己的模樣創造了人類，並按照人民的意願出現在天上；他為人類創造植物、動物、家禽和魚類，是他哺育了人類。……他按照人民的意願，給人類帶來了光芒。”可見埃及統治階級同樣是宣揚民本主義的。在神——國王——人民的三角關係中，國王受命於神，但神卻代表著人民的意願。國王尊崇神意，也就是尊崇人民的意願，為人民謀利。這種思想與我國西周春秋時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古代埃及是一個典型的君主專製國家。作為國君的法老具有絕對至上的權力，他不但可以任意處死百姓，連王公重臣也時常遭到他的廷杖，臣屬朝覲法老，隻能吻法老腳下的泥土。法老的意誌就是法律。對於那些不安本分，企求與貴族平等的人，法老采取“用酷刑和坐監的方式懲罰，用血來譴責其罪過”，沒有絲毫的同情和寬宥之心，更談不上民主政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