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主政治，在古代社會體現為兩種類型，一為貴族共和，二為民主共和。貴族共和政體，政權掌握在少數門第高貴者手裏，如斯巴達，由三十人（包括兩個國王）組成的長老議事會掌握國家的行政和司法大權，其成員皆由年愈六十的貴族充任，任職終身。國家一切大事或大案都由長老議事會決斷。此外，五名監察官亦全由貴族充任，負責監督國王和審理國王的不法行為，同時監督全國公民生活。公民大會雖然存在，但在斯巴達的政治生活中並不顯得重要。公民對長老議事會的提議隻有表決權，無討論權，更不可能秉掌國家權力。
民主共和政體相對貴族共和政體，是一種民主範圍更為廣泛的政體，其特點是主權在民。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既有選舉權，又有被選舉權；公民大會為國家最高的權力機構，凡國之大事（如選舉官吏、製定法規、決定戰和）都須經公民大會討論通過；國家的高級官員在公民大會上由公民通過民主的方式產生，同時對公民大會負責。雅典國家就是這種民主共和政體的典範。
民主政體在雅典的真正起步是梭倫改製。梭倫“看到國家經常處在黨爭狀態，而有的公民竟然漠不關心國事，聽任自然，因此他製定一種特別法律對付他們，規定任何人當國家發生內爭之時，袖手不前，不加入任何一方者，將喪失公民權利，而不成為國家一分子。”這裏，梭倫不是鼓勵公民參加黨爭，而是要求每個公民關心國家大事，直接參予政治。他規定，凡國之大事，均采取投票的方式以作決定，因為公民隻有享有了投票的權力，才可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人。也就是說，民主首先是選舉權的問題，即依照公民大眾的意願來決定國家官吏的選拔。克利斯提尼在梭倫所開辟的道路上，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到一個新的階段。他打破原來的血緣親族關係，以地域劃分選區，所有的男性公民年滿20歲以上皆可參加公民大會，都有議政、表決、選舉的權利。為了防止個人專權而危害國家民主政治的原則，克利斯提尼發明了“貝殼放逐法”。每年春季召開一次公民大會，用口頭表決的方式決定有無施行“貝殼放逐法”的必要。如果大多數公民認為必要，則召開一次專門的公民大會，由全體公民在貝殼上寫下他們所認為有礙國家民主政治的人的名字，然後根據票額情況，將被大多數公民寫上其名字的人予以放逐國外十年。伯裏克利為了鞏固和擴大公民的民主權利，又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如取消公民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規定年滿30歲的公民都可被選舉擔任國家官職，人人機會均等，等等。正如伯裏克利自己所說，他們的“政權掌握在全體公民手裏，而不是在少數人手裏。……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隻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
我們可以說，像古代雅典（甚至斯巴達）這樣的民主政治，在古代中國是找不到的。
我國先秦文獻裏也有“民主”二字。《尚書·多方》說：“天惟時求民主”，又說：“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不過，中國古代文獻中出現的“民主”字眼，絕不是古代雅典甚或斯巴達民主政治意義上的“民主”，而是“民之主”，是“君主”一詞的另一種說法，後又稱作“人主”。在我國文字裏，“主”曆來與“奴”與“仆”是相對的。“民主”（或日“民之主”）意為“奴之主”、“仆之主”。“民之主”被視為上帝的“元子”，上帝的獨尊決定了其元子“民主”也是獨尊的，故有“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政治信條。
君主之所以為“民之主”，依晉國大夫師曠的說法，在於“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其性。”魯國大夫裏革認為，君主存在的意義是“牧民而正其邪者”。因之，君為本，民為末。
古代中國既然以君為本以民為末，為什麼曆代統治者和封建士大夫都要宣揚民本主義呢？奧妙在於：“民本”是就君主而言的，而“君為本民為末”是就整個國家而言的。前者指的是為君者必須以國民為重，多為老百姓的利益著想。可以說，這隻是統治階級所標榜的理想境界。但對於任何一個君主來說，人民隻不過是他的統治對象，如同牧羊人與他的羊群一樣。孟子所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並不是要求人們把固有的社會尊卑等級顛倒過來，把臣民的地位置於君主之上。他隻是奉勸統治者對人民要施以仁政，以道德治天下，因為在他看來，“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就是說，君主施行仁政，並不是為了尊重臣民和為臣民著想，而是為了更好地統治人民，不致於因暴政而引起人民造反，和不致於從高貴的寶座上跌落下來。可見，以民為本隻是手段，其目的是求得國家的安寧，求得現有社會秩序不致於被打亂，最後的歸結點則是強化君本，否定民本。
三
持古代中國曾有民主政治的論者往往以西周春秋時期“朝諸大夫”和“朝國人”兩事為依據，從而認定前者相當於古代希臘、羅馬的貴族統治，後者相當於公民大會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