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時代性，這樣的概念人們早就講啦，但究竟怎樣去把握它，如何將其同今天的文化選擇相聯係並做到理性的對待，卻不是一件易事。它首先要求人們對自己所生活的時代有個理性的認識。如果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在人類文明進程中處於何種位置認識不清，是無法談文化的民族性的，自然也就不可能作出理性的文化選擇。
全世界的人，不管各民族的狀態如何，都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共同擁有一個金燦燦的太陽，但是就社會發展而言，則大不相同。比如，我們今天同西方人便生活在兩個世界。這既體現於社會製度、文化形態之不同，亦體現為社會發展程度之差異。五四前後，中國文化界曾有過古今中西之爭。在今天看來，很多說法均不得要領。實際上，古今與中西並非矛盾。近代中西文化形態之不同，同時也就是社會發展水平之不同。本世紀初，文化形態史觀很流行，為當時許多文化保守主義所奉崇。這種相對主義文化主張的錯誤，就在於它否定作為整體的人類曆史的進步，同時也沒有認識到20世紀的人類已基本上走到一起，民族曆史必須彙入世界曆史的大潮才有意義。
本世紀30年代有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討論，80年代有封建社會為何長期延續的大討論。將這兩次大討論聯在一起來考慮，很有些意味，不知在座的各位先生是否作過這方麵的思考。如果說30年代的討論是因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所引起，是當時中國革命的需要，那麼已經進入社會主義製度三十餘年後的80年代，人們為何還熱衷於探討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難道這僅僅是純學術的研究？社會該如何發展，人們必須首先明了自己處的位置。可以說，本世紀的中華民族風風雨雨，難盡人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我們對自己所生活的時代，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處於盲動狀態。而且這一盲動，早在辛亥革命之後不久就開始了。當時許多人都以為推翻了清廷，就等於解決了中國的根本問題，進入了新天新地。事實上，情況遠不是這樣簡單。推翻封建王朝並非等於結束封建時代；結束帝製也不等於告別帝製傳統。本世紀的民族曆史，就好像一個人，腦袋和身子脫離，身子仍在傳統之中，而眼光卻早已超過傳統，甚至超出自己立足的時代。
我這樣講，並不是想在這裏對近百年的曆史進行反思，盡管這段曆史很有反思的必要，而隻是想說明，正因為對所處的時代的曆史定位問題沒有弄清楚，致以思想文化界在思考文化選擇問題時失了慎重。照道理，在結束封建帝製之後，應該做的是如何擺脫封建傳統對我們的束縛，從思想文化層麵盡可能徹底地清理傳統的負麵影響，而不是再回到傳統，或者再借助傳統為現代社會的人安身立命。這也就是我最近批評新儒學的出發點。我的基本看法是，儒學裏有好的東西，對於國人乃至整個人類，都是一件很有價值的精神寶物。但是，這件寶物是有時代性的。它於古代中國的文明發展，既有負麵影響，也有正麵作用，或許在未來的中國，即在現代化有了真正的實效性的未來中國，同樣是有價值的。然而在20世紀中國這個特定的時空裏，儒學則是不能張揚的。因為我們當下的任務是如何走出中世紀，如何從根上斷絕封建文化。待中國有了實質性的現代化，有了社會的健全發展，再來張揚儒學，亦不為晚。新加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且，現代化社會的特征之一，便是思想文化多元化。到那時，人們如果真喜歡孔孟儒學，願意傳承儒門薪火，亦無妨說是民族之福和人類之福。
也許有人會說，現代化同儒學為什麼不可以並行而存在？儒學溫文爾雅，對現代化有什麼妨礙？我以為，這樣的想法，正好說明沒有把握好文化的時代性。從整體上看，儒學是同封建政治緊密相連的，是中世紀的意識形態，如果中國社會沒有實質性的告別中世紀，那麼儒學的負麵影響勢必會同樣發揮作用，並進而影響我們同中世紀的告別。而一旦真正地實現了現代化，社會發展有了健全的製度保障，那麼儒學即便在某種程度上複興，也不會影響到社會的健康發展。因為那時候，儒學失去了它原來所附傍的政治形態，而隻能影響人們的心性修為。這樣，其結出來的也很可能是善果。
以上說明，實際上也就等於回答了我剛才自己的設問，即為何中國的文化精英對傳統持批判態度，而西方哲人反倒欣羨傳統的中國文化。以最簡單的幾句話概括就是：20世紀的中西雙方，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兩個時代，各自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不同，其需要的文化資源也就不同。如同胖子與瘦子，胖子需要減肥，瘦子需要增加營養。現代的西方人因物質文明的膨脹和製度文明的冷酷，他們需要人情味的異國文化作自我調節，就好像胖子需要減肥一樣。這毫不奇怪。但是，我們卻不能因為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欣羨，就認定自己也必須回到傳統裏去。如果說傳統是一間屋子，我們現在不是要進去的問題，而是要盡力衝出來。因之，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所處的位置，看看自己究竟是在屋外，還是在屋裏。
遠遠超過了大會所規定的發言時間。謝謝陳先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