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學第二屆研究生學術活動節講辭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李約瑟難題求解”。這個題目看起來，好像談的是自然科學，很容易使人想到陳景潤和“哥德巴赫猜想”。為了避免誤解，負責出廣告的同學在設計廣告時，加了一句“中國為何同近代科學擦肩而過”作為副題，意在強調這場講座談的是曆史和文化。他在電話裏征求我的意見，我表示同意。後來一想，又覺得不妥。其一，今天的講座，所談的並非是中國的近代，而主要是古代，確切說是19世紀以前的中西文化之比較。其二，中國同近代科學，並不是“擦肩而過”的關係，而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內在地生長不出近代科學。梁漱溟就曾說過，中國和西方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沒有交叉點，如果任其在各自的文化背景裏自然發展，永遠也不會走到一起，即是說是不可能“擦肩”的。這是我首先要說明的。
李約瑟其人，在座的同學可能都知道，他的七卷二十冊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是本世紀西方漢學界的權威著作，很有些份量，影響也很大。在這部巨著裏，李約瑟對中國文明評價甚高，認為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國人在許多方麵都走在西方人的前麵。然而，使他困惑不解的是，中國古代有很高的科技成就，為何沒有像西方世界那樣出現近代的科學革命？用他自己的話說，“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的漫長歲月裏，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於滿足人的需要方麵，曾經勝過歐洲人。那麼，為什麼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呢？”這就是人們所稱的“李約瑟難題”。
需要指出的是，這個難題並非是李約瑟首先想到的。早在本世紀初，中國文化界的許多有識之士，甚至還有些西方學者，如馬克斯·韋伯，就已經在這一方麵思考過。隻是因為李約瑟的名氣大，又專治中國科技史，並且將其作為一個問題正式提出來，所以人們也就把這一難題的發明權記在他的名下。對於學術界和理論界來說，這一難題的發明權究竟歸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難題本身的思想價值。
“李約瑟難題”表麵看來，似乎隻是科學史上的問題，實際上所關涉的論域既廣大又深遠。本世紀，中國文化界在許多論域的大討論，實際上都同這一難題有關，或者說都是在試圖解答這一難題。像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中國為什麼沒能發展起自己的資本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對民族的現代化究竟有多少促進作用等問題，究其實質，很大程度上都是同這一難題有關的。反過來說，解答了這一難題，也就在某種程度上回答了上述問題。
對於這一難題，我上麵說過，自本世紀初以來就一直有人在試圖解答，且眾說紛紜，答案繁多。歸納起來，至少有如下幾種說法：一、自然經濟說；二、官營手工業說；三、周期動蕩說；四、倫理本位說；五、價值取向說；六、宗教類型說。我以為，這六種說法雖然多少有些道理，但都沒有觸及到這一難題的實質。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國沒有發生類似西方的科學革命，不能自行產生資本主義，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文化精神不同於西方，尤其體現在天人觀念方麵。確切說，西方有近代的科學革命，根本原因乃是在於他們天人相分主客對待的思維方式和基督教信仰，而在中國，我們講求的是天人合一主客不分，同時沒有客體化的上帝信仰，因而也就不具備科學革命和資本主義萌生的思想土壤。下麵，就這一基本看法分四個方麵來談。一、以往六種答案的失當；二、天人觀念與科學之關係；三、西方人天人二分與近代科學；四、中國人天人合一與科學技術的畸型發展。這幾個方麵所關涉的問題都很大，不可能細講，隻能粗略地談談自己的想法。
一、以往六種答案的失當
先說自然經濟說。此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的經濟形式主要為自耕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隻在原有的規模上進行，因而也就無須重視科學技術。此種觀點潛在地含有兩個常識性的錯誤。第一，在古代社會，自然經濟是一種普遍現象，並非隻有中國才是這樣，西方世界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同樣為小農經濟，並非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西方為商品經濟，中國為小農經濟。第二，古代中國雖然為自然經濟，但同樣有發達的科學技術。“李約瑟難題”的前提便是科學技術在古代中國有過輝煌的曆史，需要解答的隻是為什麼沒有引起類似西方的科學革命。
其次為官營手工業說。古代中國的手工業主要為官營，這是事實。但是官營手工業為什麼會阻礙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則很難從理論上予以說明。難道官營手工業不利於科學革命，私營手工業就一定會導致科學革命？如果從另一方麵講，情況則應該恰恰相反，即官營手工業相比於私家小作坊，更有利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因為前者規模大，直接為皇室服務，擁有私家小作坊不可比擬的技術水準和物質條件。
其三為周期動蕩說。中國曆史由於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的頻繁，確實存在周期性的動蕩，而且很具有民族曆史的特點。周期動蕩的直接後果，便是田園荒蕪，生產力受到破壞，不利於社會經濟的積累。但是，社會經濟的積累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並沒有直接的聯係，生產力的破壞也不等於說就會妨礙科學技術的進展。在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的突破性進展，並非因為它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高。關於這一點，我們隻要將鄭和下西洋所乘的船和哥倫布等人航海所用的船作一比較，就可看得十分清楚。鄭和下西洋，坐的是“寶船”，船長四十餘丈，每一次出海都是五、六十艘這樣的船隻，可以想見是何等的威風和氣派。而哥倫布等人的航海用的是帆船，比起鄭和來，不知要寒傖多少。但是，也正是在哥倫布和鄭和所生活的時代，西方開始了科學革命，而中國卻依然還是老樣子，沒有實質性的發展。再者，西方曆史雖不像中國呈周期性動蕩，但卻同樣是動蕩不安的，同樣呈現為一幅幅血與火的畫麵。即是說，用周期性動蕩一說是不能解答“李約瑟難題”的。
其四為倫理本位說。倫理本位的確是中國文明的特點。許多人將西方文化概括為“知性文化”，中國文化為“仁性文化”。但問題是，為什麼中國人走的是“仁性”一路，西方人走的卻是“知性”一路呢？再進一步說，倫理本位為什麼就一定與知識性追求相抵觸呢？難道過道德生活，重視倫理價值，就一定要放棄對知性的追求？如果這些問題不弄清楚，倫理本位說同樣是不能說明問題的。但是，如果弄清楚了，那麼就不僅僅是倫理本位的問題了。
其五為價值取向說。這裏主要講的是讀書人的價值取向。中國讀書人的安身立命，依據的是孔夫子的兩句話：“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兼濟天下就是進入仕途，獨善其身有多種方法，或半耕半讀，作個鄉紳和良民，或退隱山林，與清風野鶴為伴，甚或委身佛道，過地道的出世生活。但是，中國的讀書人為什麼隻有這幾種價值取向呢？為什麼在這樣的價值取向下就不可能取“知性”的人生道路呢？照道理，仕途不通，不是更有條件來思考自然現象和從事科學研究嗎？顯然，價值取向說也不是理想的答案。
其六為宗教類型說。此種說法為本世紀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首創，80年代在我國青年學子中很有些影響。韋伯是一位世界級的學者，對中國很有些研究。他從研究西方的資本主義起源問題入手，試圖解答中國為何沒有發展資本主義這一問題，其代表作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這部著作裏，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首先在西方世界出現，是同新教倫理特別是同加爾文教的倫理精神直接相關的。一方麵，加爾文教宣揚，對上帝是否信仰，主要在於事業的是否成功，錢掙得越多，越是誠信的體現；另一方麵，加爾文教奉行嚴格的禁欲主義。二者的結合，導致西方人的財富愈積愈多，於是就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我們說，韋伯的解釋雖不無道理，但同樣有經不起推敲的地方。第一，在西方曆史上，宗教改革並非資本主義發展之起因，而是資本主義這個新的文化形態的主要內容之一。從某種程度上說，還是資本主義初步發展時所結下的果實。宗教改革之所以必要，就是因為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之後，舊的統治秩序已不能適應新的社會變動。而且從時間上說，城市的興起與壯大，市民社會的形成，都在宗教改革之前。第二，資本主義是一種文化形態和社會形態，並非僅僅體現於經濟領域，資金的積累隻能是其發展的前提之一，並不是說憑金錢就能創造出一個資本主義世界。古代羅馬的共和末期和帝國前期，可謂富得流油，但卻沒有產生出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其特殊的文化形態，僅憑新教倫理，西方世界同樣不可能發展起資本主義。
二、天人觀念與科學之關係
思考曆史與文化，可以有多種多樣的思想進路。以往，由於對唯物史觀的片麵理解，過分強調經濟因素，似乎離開經濟行為，一切人類事物都是不可說明的。實際上，人既是利益的追求者，但又非完全的經濟動物和物質性動物。如果一切都是為了物質利益，那麼我們就很難理解人類為什麼會有哲學、宗教和藝術。我這麼說，並非否定經濟因素於理解曆史的意義，而隻是強調，人類曆史是極其複雜的，絕不可拿著一個手電筒從一個固定的位置去照射。我們必須采用多種光源，從各個角度去觀察，才能看清曆史的真實和全景。
就科學史而言，我們就不能單純從物質利益的角度去考察。人類思考自然問題，並不完全是為了征服自然，其中有著許多其他動機。這裏麵，既有對知識的追求，又有政治的動因和倫理價值的考慮。正是由於思考自然的動因不一，或者說人類自己同自然的關係之不同，構成了各個文明民族各具特色的天人觀念，或日天人之學，並由之而導致各個民族的文化形態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