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之後，中國天人合一思想經過了漫長的發展和提煉，其中對人們影響最大的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和宋明儒的心性之學。董仲舒試圖將儒學演化為儒教，並在融合陰陽五行思想的基礎上，將天人合一思想進一步神秘化，主要目的在於維護當時的王朝政治，即他自己所說的，“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董生的天人感應說對於人事，帶有某種外在製約的作用，即以“天”壓人，這與《孟子》和《中庸》的主旨不盡相符。孟子的學說是心性之學，重在人們把自家生命主動地安放在與天契合的位置，重在自我體認。或者說，董仲舒的天人之學落實於道德行為，是由外向內的（當然，與西方人的天人相分不同），而孟子的天人之學是由內向外的，借用莊子的話說，叫做“內聖外王”。孟子這種由內向外的德性實踐，從心性之學看，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也更能從精神上打動人，所以為唐以後的中國文人所接受，並在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大背景裏，日臻完善和精致。到王陽明手裏，可謂達到了頂峰。王陽明有一句名言，叫做“心外無物”。過去我們的哲學界將其當作主觀唯心主義批判，認為王陽明的“心外無物”是不承認外部世界的存在，委實是笑話。“心外無物”所談的並不是有物還是無物的問題，也不是西方哲學傳統的“唯物”與“唯心”可以定義的。實際上，王陽明這句話談的是價值問題道德問題，而不是認識論裏麵的事情。它的意思是說，人的生命價值，全在自我的把握。此種把握，既是自我對心的把握，又是自我之心對世界的把握。如果真的做到了“心外無物”，也就達到了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境界，即達到了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中國哲學的特征在於心的體認，是一片審美的天地，許多是不可言說的，一言說便可能走樣。我不知上麵對天人合一觀念的概述，大家是否聽懂啦？新儒家諸先生，如熊十力、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人對此都作過很好的闡釋，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讀讀他們的著作。
平心而論，西方人的天人相分和中國人的天人合一，很難說孰優孰劣。西方人憑著天人相分的思維模式和由之而形成的上帝信仰，發展起近代的科學技術，但是也正由於此，幾百年來的西方文明遇到了諸多麻煩。本世紀的文化危機、信仰危機和生活意義的危機，實際上就是根源於天人相分的文化傳統。中國人守著天人合一的觀念，不求外物，過內在超越的生活，如果從生命的意義上講，又何嚐沒有可取的地方？但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為中國人提供了一種理想的生活境界，同時也妨礙了他們對知性的追求，具體說妨礙了科學技術的正常發展。在談這其中的關係之前，我想先就另外兩個問題作些說明。
第一個是天人合一與環境保護的問題。近年隨著文化保守主義的盛行，不少人認為傳統的天人合一有助於保護自然環境，有助於生態平衡。他們的基本觀點是，西方人天人二分，無限製地認識自然改造自然，把自然當作工具和手段，導致工業文明的惡性發展，從而使生態失衡。而中國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卻不把自然當作外物來認識和改造，因而也就不會對自然構成傷害。所以，要想尊重自然，重新調整自然與人的關係，就有必要重視中國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誤解。西方人的天人二分觀念對自然構成傷害，這是事實，但是也正是基於天人二分的思想，他們同時看到了尊重自然之必要。所謂生態平衡及生態失衡這樣的觀念，也隻有在天人相分的思想背景裏，才有可能被認識到。中國人奉行天人合一，表麵上看好像構不成對自然的傷害，但由於對自然缺乏認識，事實上也就最容易傷害自然。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自然的狀態如何，以及同人的關係如何，都是無關緊要的。可以說，對於自然，他們既缺乏知識，更缺乏尊重，完全處在盲目狀態。對此，我想舉三個事例。第一個事例是1958年大辦鋼鐵，濫伐森林，至今後患無窮。湘潭大學現在綠樹成蔭，周圍的農村也是鬱鬱蔥蔥，但我在70年代末考進這裏的時候，卻是地道的黃土高坡，隻有野草，幾乎沒有樹木。而聽附近的農民說，這片土地在幾十年前，卻是茂密的森林，隻是大躍進那陣子將其砍伐一盡。第二個事例是目前市場上的人造雞蛋。我不知道同學們是否想過，人造雞蛋的發明，對人類乃至我們這個民族，究竟是一件幸事還是禍事。且不論它的營養價值如何，對人體是否有負麵影響，就生態平衡來說，就是災難性的。批量生產人工雞蛋，等於下蛋的是人而不是雞。照這樣子下去，雞這種生物不久之後就會絕種。第三個事例是現在的養殖業，什麼生畜都采用速成喂養法。過去一頭豬要一年才能長大，才可宰殺，雞鴨要半年時間，而現在隻要兩三個月就行啦。這樣的肉類，人吃了，不僅覺得味道差，而且對身體也是有影響的。最明顯的變化是人的成熟提前，也同吃了催長劑的飼料一樣。過去，女孩一般要到十五六歲才能成年，可現在的女孩，十一二歲胸部就開始隆起。我不是研究生物學的，更不研究人體科學，對此沒有太多的發言權，但總覺得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是違反自然規律的，很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比如，人的成熟，應在生理和心理兩方麵同步發展。如果心理上沒有成熟，不能像成年人那樣看待生活，生理的提前成熟對人的成長是很不利的。現在少年在性方麵失足和犯罪增多，不能說沒有這方麵的原因。因為生理的提前成熟，即意味著性需要意識的形成，但另一方麵，他們又不能像成年人那樣有理智，所以也就難免做出傻事。
我要說明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國人過內在超越生活的理想與現實的關係問題。曆代的思想家，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他們所構想的生命境界和生活方式，如果從理想的層麵看，都是無可非議的。人們果真能夠按照他們所指示的去生活，肯定是幸福的，社會也一定是美好的。然而，現實生活並不是這樣，同思想家們的願望距離很大。也就是說，過於強調“內聖”，是很難轉化為外王事功的。關於這一點，同學們可參看我新近出版的《新儒學批判》。
下麵再回過頭來談談為什麼天人合一觀念沒有為中國引來科學革命。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科技並非不發達，隻是它所走的道路同西方人不一樣。二者的區別，並非是類型的不同，而是中國的科技走的是一條畸型發展的道路。具體說，它所側重的不是知性的追求和對真理的探索，而是出於實用的目的，確切說是為了一些偏離科學旨趣的目的。比如化學是因為道教徒的煉丹術才發展起來的。但煉丹術並不是為了追求知識，認識自然，而是道士們為了自己的長生不老。這樣的目的，不可能形成知識體係，也不可能為社會的發展帶來多少好處。
又如天文學。這是中國古代科技最輝煌的一個領域，也是政府最為重視的。然而中國古代的天文學主要是為王朝政治服務的，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易經》裏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見中國人早就有了天文的概念，但這並不是科學的概念，而是神秘主義的，一開始就等同於占星術。利瑪竇在《中國劄記》裏，說法最為中肯。他說，中國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於我們的科學家稱之為占星術的那種天文學方麵，他們相信人世間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取決於天象。我們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奉行家天下的專製主義政治，搞中央集權。偌大一個國家，如何來統治，如何才能使人民不造反？解決這一難題，最有效的途徑便是宣揚君權神授論，一方麵借用天的威力壓製百姓，另一方麵也可規範統治者。正因為“天”的使命重大，所以曆代統治者和文化人都十分看重占星術和重視天意同人事的關係，並將天意作為最高的道德律令，認為隻有得天意的人才可以治理天下，故最高統治者稱作“天子”。《詩經》裏有“通天者王”的說法，周文王之所以建靈台，也就是同天交通，以承受天命。最有意思的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對“王”字的解釋。“王”字三橫一豎，董仲舒解釋為：“古今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人這種獨特的天人之學，一方麵是統治者的工具，意在加強自己的王權，但另一方麵也表現在對王權的限製。因為按照這種天人之學，“天”既然是最高的道德主宰，那麼也就時刻關注著君王們的一言一行。君王們如果昏庸無道，殘害生民，那麼就會遭到天譴，被天所遺棄。所以曆代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天意，確切說重視體現在異常的自然現象中的天譴。比如遇上較大的自然災害，統治者馬上就會想到天譴，同時也必須采取補救辦法，或頒布罪己詔，或大赦囚徒，或減免賦稅。最有意思的是曆代統治者的揀放後宮。中國古代奉行多妻製，特別是皇帝老兒，美女如雲，成千上萬。在平時，他們心安理得，一旦遇上自然災害，便會想到是不是因為自己占有的女人太多，致以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破壞了天地間的陰陽和諧。於是便把內宮裏一些自己不甚喜歡的女子，打發出宮，許其婚配的權利。
正因為中國古代的科技走的是一條畸型的發展道路，所以在我們這個國度，神秘主義文化尤為興盛。神秘主義文化，說到底是天人合一觀念的產物。可以說，弄清楚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古代中國科技的特點，以及我們傳統的文化為什麼不能引來近代的科學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