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千世界，就生物本能而言，人是最軟弱的。然而也正是因為其軟弱，人創造出了其他生物所無法擁有的世界，即文化世界，並藉此而發展起來，直至今天的成就。
擁有文化的人類，文化並非隻具有工具或手段的屬性。從根本的意義上說，人是文化的動物。這一定義的要旨在於，人類一經擁有文化，文化便內化為他的本質和力量，或者說內化為他的血肉和靈魂。就此種意義而言，人身上無不流淌著兩種血液，即物質形態的血液和精神形態的血液。物質形態的血液隻能維持生命的延續，精神形態的血液才是人的本質規定。
兩種血液承荷於一個肉身的載體，決定著人的生命之沉重。這裏的關鍵在於，物質的血液必賴於精神血液的充氧，但卻很難同其融彙。作為自然的人，擁有物質的血液足矣，精神的血液隻是身外之物。然而自然的人並不能依靠其自然性而存活於自然界，他必須在物質的血液之外，創造出另一種供血係統。盡管這新的供血係統是人之為人的根據，且內化為人的本質和力量，但畢竟同物質的血液時時處在抗爭的狀態。
物質的血液是感性的源泉，是生命所需的雨露，同時又是一切惡端的根據。但另一方麵，尊重物質血液亦為尊重生命價值最起碼的前提。物質血液敗壞，生命即告終止，其精神血液亦無載體可供依托。再者，物質的血液為萬惡的根據，並非意味著，這惡的根苗隻能結出惡果。惡的價值在於給人以不安於現狀的衝動和祈求美好的鼓舞。它可能於個別人或個別事留下道義上的傷痕，但也正是這些傷痕，組成了作為全體的人類社會的美麗圖案。而這，也就是康德所言的“非社會的社會性”。
精神的血液，按其本義而言，乃是人類生命價值的支撐。它在自然世界感性世界之外，給人以意義世界和價值世界，同時也是對人類惡端以理性的限製。然而，精神血液既然作為人的本質規定，其對人類行為之影響，就不僅僅在於對惡端的限製。它既可限製惡端，亦可使惡念膨脹和使惡行向著更為深入和更為廣闊的天地發展。因為人類一旦有了價值的選擇，有了因文化的創造而不斷出現的活動領域，他們便勢必麵臨著兩個均具有誘惑的世界，即善的王國和惡的王國。他們憑借精神的血液，可以告別自然化的生存狀態，並因價值的引導而進入善的王國。但另一方麵，他們也可因價值的引導而墮入惡的王國。價值有正負之別。上帝和魔鬼都是價值之光。相應的，精神的血液也就不僅僅是趨善避惡的內在根據。
作為自然人，是無所謂善惡的。伊甸園的亞當和夏娃在偷吃禁果之前，不知羞恥為何事，就因為他們尚無善惡意識的自覺。隻是因為吃了智慧之果，他們才有了惡，同時因上帝的懲罰亦有了對善的追求。在這裏，智慧之果是最為關鍵的轉折。先民不喜歡直露地表述他們的所思所想，而是象征地使用隱喻。智慧之果所隱喻的便是人類文明的出現以及所引來的社會進步。故老子雲：“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由是觀之，以往學界關於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惡的爭論，均沒有切到問題的實質。善惡都是曆史的產物，是人類因其文明的進步加給自身的鎖鏈，或者說是在自己的前進路上所挖掘的陷阱。但是，這又並非人類的錯誤所致，而是他們無可逃遁的命定。因為人類一進入文明狀態，善惡也就內化為他們的血液，並規定為其本質。整個一部文明史，完全可以看作善惡的變奏而形成的樂章。
然而，善與惡畢竟是有區別的。就個體而言，盡管人人都難免會幹出有損他人利益的惡行，但對於他人的要求則是善的標準，而且此種標準的本身亦暗含著自私的成分。就社會全體而言，雖然惡可以帶來善，但人們所祈向的卻不是惡，而是純粹的善。惡的正麵價值，隻有近現代少數哲人才有所認識，在漫長的曆史時期和在絕大多數人那裏，惡僅僅被看作善的反麵，看作一切災難之源。因而在他們的理想社會裏，不再有惡的種子和影子，一切都是至善至美的。
因之，文明社會伊始，思想家們就在如何營造理想的道德生活方麵孜孜不歇，試圖通過他們的學理思考，將萬千同類渡向善惡的彼岸。哲人之眾，學理之多，不可一一論說，姑且將其作四種理論模式來看待，即老莊、孔孟、釋耶和托馬斯·莫爾。然而不無遺憾的是，這些模式隻是道德學說四種不完善的版本，均無力最終解決人類的道德困境。況且，如果從曆史的長時段來考察，其結下的果子反倒是苦澀的。
二
就人類曆史而言，文明社會隻是晚近出現的事情。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人類知識無多，交往很少，能力十分有限，過的是一種既蒙昧懵懂又多少富有詩意的生活。盡管那時候，流血同樣不可避免，但人與人的關係卻是以一種極其簡單的形式維係著，陰謀、罪惡等等，尚封存在潘多拉匣子裏。隻是到了文明社會，人類才開始有了欺詐、壓迫、等級等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亦開始有了善惡的區分。
由野蠻進入文明，由穴居而發展到村落和城市，是人類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富有意義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並非出自人類的謀劃，也是他們萬萬想不到的。就在那麼幾千年的時間裏，先是有了農業和畜牧業，而後馬上就有了村落和城市，緊接著便有了國家、法律、等級和等級壓迫，以及因權力和財富而引來的勾心鬥角。這一切，對於先民來說，都是突然的。他們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自然也就難以將其作理性的看待。可以說，文明社會對他們來說，雖然出自他們的創造，但同時又是一個陌生的世界，一個令人顫栗而無所適從的世界。
人類的文化作品，很大程度上出自集體無意識的創造，其本身潛含著與人的目的不相協調的因素，因而幾乎就在文明社會出現之後不久，哲人們便開始了文化的批判。老子和莊子就是其中最富有思想深度的代表。
在許多人看來，老子的思想是向後看的，所追求的是一種原始的小國寡民式的理想社會。殊不知，在老子那裏，國大國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性的原初狀態。他痛心人心的質變，憤恨因文明的進步而帶來的陰謀、欺詐和機巧，希望人類能夠重新回到文明出現之前那片渾沌的天地。老子是深刻的，看透了人性的弱點乃是一個惡字，所以他勸諭世人無為和不爭。金錢、女色、權力、榮譽，都是身外之物，有則可，無則亦可，重要的是安時順處，保守靈魂的安靜。也可以說，老子的哲學是真正的尋根哲學。這根，便是人類的本真狀態，或者說是尚未經過文明汙染的自然狀態。
老子對人性的揭示和對文明的批判雖然深刻，但對人生的建設性意見卻是不現實的。因為，第一，文明一經出現，人類就無法再回到自然狀態。盡管某些個體可以“道法自然”，“致虛極，守靜篤”，但卻很難保障整個社會的和諧和美滿。第二，潘多拉匣子一經打開，罪惡的精靈就必然地要飛到人間，並鑽到人的靈魂深處，從而轉化為人的新的本質和規定。亦是說，人心一經發生質變，就不可能再回複到原初狀態。第三，不爭與無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隻能導致人性的麻木和萎縮，而很難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效果。
也許莊子正是看到了老子的上述不足，才不大喜歡談論“靜”、“無為”等範疇。莊子的內心是跳動的，生命的火焰熊熊燃燒。他不甘於守住一個“靜”字，而是要學大鵬，扶搖衝天，讓自我的小天地與外在的大世界渾然一體。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合一”，便是他的人生宣言。他不為物累，不為我傷，寄沉重於輕鬆，寄悲情於悠閑。外在世界隻是他的活動舞台，或日任其超升的空間。雖然他強調“至人無己”，但實際上他的人生哲學的立基點又正是一個“己”字。無己而有己，不執而有執；隻有忘卻己的存在，才可真正尋到己的位置。這是莊子最富魅力的人生哲學，是一種極富詩意的藝術人生。太上忘情，物莫之傷，這是心的放大以及放大後的效果和境界。在他看來，人雖為有限，但隻要去追求無限，便可與無限同義。正惟如此，所以原則、規範、製度、道義、人情等等人為的文化作品，在莊子這裏都是廢物和垃圾。一切都在自我的認定，連老子所推崇的道，也不見得是神聖的。用莊子自己的話說：“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
莊子的內心是充實的，靈魂深處有著一片美妙的天地，所以活得自在而灑脫，如同魯迅筆下的阿Q。靈魂的充實必賴於某種價值的認定。阿Q的充實，是因為他認定自己的祖輩比人家富足，或者認定自己挨打乃是因為別人的不孝（“兒子打老子”）。莊子的充實，是因為他認定自己是天生的精神貴族，與芸芸眾生不是—個族類。小雀營營，大鵬扶搖，兩種境界兩種人生，豈可同日而語！他追求的是“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的至人境界，遠不像芸芸眾生那樣，飲食男女，一身的俗氣和銅臭。
如果僅從字麵上理解，老子和莊子所談的是形而上的問題，確切說是對生命價值的求索，但落到實處，則在道德領域，都是為了超出善惡的對立，從而飛升到既無惡亦無善的美妙去處。老莊對於社會的不道德行為是深惡痛絕的，並深感到人心敗壞的根本原因乃是對名利的執著，所以他們反複提醒世人“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類似的大道理，為的都是將世人從物欲利誘中拉開，或者勸世人將其看作不祥之物。這樣一種人生哲學雖可使少數人做到一定程度上的清靜無為，但畢竟是有限度的，就連老子和莊子本人也很難做到真正的清靜。老子曾感歎：“我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身”何義？說穿了就是：我也是個人，也有七情六欲。
正因為老子和莊子為“有身”，所以他們時時提防著自己不被汙染，或者說盡可能地不被卷入名利場。他們不涉仕途，不幹朝政，遠離權力和財富。說到底，還是對自己的不信任，沒有做到真正的清靜。如果塵根已斷俗念已絕，又何須自築籬笆自我封閉？無所求方可無所懼。反而言之，有所懼即有所求。由是觀之，老莊所言“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實為一種懦夫的人生態度，不敢經受現世的考驗。抱持此種人生態度的人，或許可以為自然點綴幾筆人文色彩，亦可為人類曆史增添幾分詩化的情調，但於善惡問題之解決卻是無益的。一方麵，他們盡管遠避塵世，或以融入自然為樂，或以浸入詩畫為解脫，但作為血肉之軀，感性生命卻受到了本不應該的委屈。另一方麵，作為社會人，尤其是讀書人，任何個體都應為解決善惡問題盡一份心力。這是人之為人的義務和責任。舍社會而獨處，置生民禍福不顧而遁入深林，實則是自我中心主義的作祟，說白了仍是一種自私的行為。進而言之，以此種自私的目的去遠避現實，又怎能做到真正的清靜呢？
三
在中國思想史上，與老莊形成對照的是孔孟，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儒道互補。
從總的精神而言，老莊所代表的道家與孔孟所代表的儒家，其區別在於，前者是出世的，後者是入世的。出世與入世的分界，並非在於各自的學說是否關懷現世，亦不在於對現世是否有直接的價值，而是在於他們對現世之惡采取一種怎樣的補救方式。道家以出世而救世，儒家以入世而救世。前者強調清靜無為，物我兩忘，一任自然而求取生命的本真和社會的理想；後者強調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以自我的德性修為作為純化社會的基地。兩者盡管殊途，但卻同歸於一個目的，即勸諭世人通過己身的努力以達到對理想社會的營造。也可以說，儒道兩家就個體與社會之關係，均強調由點及麵的過程。
從人生境界上看，道家無疑勝於儒家。因為道家所提供的人生境界不僅富有現世的倫理價值，更重要的是具有生命的美學意義。它所提供的既是道德人生，更是藝術人生。憑此藝術人生，人們可以活得自在逍遙，無拘無束。而儒家則不同，它雖然亦試圖超拔人生，但畢竟隻在現世濁潭裏打滾，始終未能為人們的感性生命提供一塊淨土和樂園。但是，如果從道德層麵看，則儒家又遠在道家之上。這是因為，道家學說雖然也可以做到純化社會之目的，但所強調的人生哲學卻未能為社會作出直接的貢獻。而且從深層次上看，反倒是人性之私的體現。遠離社會的惡劣，隻顧自己的逍遙遊，從主觀上看，實則對社會的不負責任。而儒家則是直挺挺地立在現實社會裏，以鐵肩擔道義的無畏精神營建社會的理想。雖然曆代儒生的入世，可以為己身換來榮華富貴，但作為群體來說，則是付出了代價。此種代價，一是生命感性的銷化，二是身家性命的難保。可以說，儒家對理想社會的營造，其粘合物便是他們的血和淚。所謂“血”，即以血肉之軀作為整個社會秩序的棟梁；所謂“淚”，即儒生們時時憂念著江山社稷國計民生，絲毫不得開顏自在。
如果泛泛而論，很難說清楚儒道兩家孰優孰劣孰高孰低，亦很難區分在中國文化係統裏誰是主幹誰是旁支。但可以如是說，正因為道家是出世的，提供給世人的是藝術化的人生，因而其價值是超越的，具有超時代的永恒意義。而儒家是入世的，提供給世人的是在特定時空下的規範倫理和政治話語，因而其價值受著時空的局限。或許正惟這樣，在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裏，儒家的意義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