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1．人類在很長一段時期裏，各民族是相互隔離的，即便有些交往，在空間上也是極其有限的。隻是到了15世紀末，由於哥倫布等人的海上冒險，才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哥倫布之後的這幾百年裏，西方人憑著血與火的方式，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從很大程度上說，一部近代的世界曆史，也就是西方文明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戶開花結果的曆史。
1.2．按照這樣一種曆史發展的大趨勢，今日的世界在文明的基本形態方麵本可以聯為一體。然而事實上，交往隻在物質層麵上進行，各民族文明並沒有真正地聯為一體。相反，幾乎一進入本世紀，整個世界就分隔為兩大陣營兩個世界，並在美蘇兩個大國的旗幟或日霸權下麵，形成相互對峙的局麵。這兩大陣營兩個世界，既有著地域上的內涵，即東西方的對立，同時(也是更為重要的)又是文明形態與意識形態的對立，且各自以一種文化先行者的眼光貶視對方，並由於民族利益的衝突和意識形態的爭吵而相互仇視。在西方人眼裏，東方世界胡鬧瞎搞，是最沒人道的黑暗統治。而在東方人眼裏，西方世界腐朽沒落，如同落日餘輝。
1.3．盡管在傳統社會由於封閉的格局，各民族文化自成形貌，且有著各自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但封閉的格局一旦打破，各民族本應聯起手來，共同解決人類所麵臨的各種問題。然而本世紀的世界曆史表明，人類不但沒能做到這一點，反而使問題更為複雜。按照人類文明進程的合規律發展，今日我們所遇到的許多社會問題與文化問題，本是可以避免的。隻是因為兩個世界的對立，才生出了許多始料未及的新問題。兩個世界對峙局麵的形成，雖然有著內在的曆史原因，但又很難說是早已預成的。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理論可以說明，人類曆史發展到本世紀非得如此不可，或者說除了今天這種格局之外再沒有別的一種可能。如果本世紀的世界曆史以另一種麵貌呈現，或許我們所麵臨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要簡單得多。
曆史既可以假設又不可以假設。假設之必要，在於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曆史，尤其可以幫助我們不被某種曆史預成論的說教所蒙蔽。不可假設的是，曆史畢竟不以假設人的假設而發展。不論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曆史的發展都有著自己的邏輯；也不管是人為選擇的結果還是由於它自身的發展趨勢所致，曆史一經由可能變為現實，它也就成了無可更改的事實，如同潑出去的水不可收回。
1.4．即是說，兩個世界的對峙局麵一經形成，就是不可更改的曆史事實，重要的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都應好自為之，努力減少各自的文化負值。然而反觀兩個世界所走過來的百年之路，則不難發現，這一個世紀裏，人類所麵臨的問題最多，經受的災難也最多。
自從走出原始狀態，人類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文明史。但是，以往任何一個世紀也沒有像本世紀這樣不可思議。一方麵，人們在科學精神的鼓舞下，魔術般地創造出了一個極其富有極其先進的物質世界；另一方麵，他們在自己所創造的物質世界麵前，越來越覺得自己的渺小和無能為力。本來，任何發明創造都是人類智能的產物，同時亦服務於人類。但在今天這個世紀，人們對科學技術的熱情卻遠離了人的目的。科學技術不是服務於人類，而是變成了一種新的極權力量，對人類構成了一種新的壓迫。在機器麵前，人變成了機器；在各種信息網絡裏，人變成了被處理的對象；在知識爆炸的情形下，人變得越來越無知。
更為嚴峻的還在於，隨著物質世界的極其富有和新知識新技術的層出不窮，以及由之而帶動社會的高速度發展，人類的意義世界不可避免地處於全麵危機。上帝死了，信仰失落。相應的，藝術、愛情、權威、英雄……，這些原有著詩化意境的人文世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傷害。人們越來越趨於平麵化，趨於精神上的貧血。深度不再有，人生意義僅僅體現於當時當地，體現於無時間性的肉體感受。人類的動物性，以一種新的形式得以充分體現，世界仿佛又回到蠻荒時代，一個沒有意義追求的時代，或日一個遠離文明的時代。
如果說以上所言及的是當今西方世界的圖景的話(實際上，今日的東方世界也在不同程度上染上西方世界的文化病)，那麼東方世界則是另一番景色。這裏，原是一片落後而又陳腐的土地，有著幾千年的自然經濟與專製政治的傳統。隻是到了本世紀的上半葉，東方各民族突然躍起，由黑格爾稱之為曆史之外或曆史邊緣的狀態，一下子進入了曆史舞台的重要位置，並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翻天覆地的曆史劇。按照馬克思當年的設想，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形態，應在各方麵優越於資本主義。在這裏，人們本應該告別必然王國而進入自由王國，告別受奴役受壓迫的人生境遇而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然而，大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表明，東方世界距馬克思所期許的理想社會還有著長長的一段路程，人們似乎不曾考慮過，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全麵發展”究竟意味著什麼。他們的熱情和熱血，過多地奉獻給某種被視為神聖的事業，但其結果卻是冷峻峻的回報。他們原以為憑著血與火的方式，一夜之間可以將古老的東方脫胎換骨，卻不曾想到血的代價所換來的，隻是使曆史按照古有的治亂興衰的循環模式得以重演。他們為曆史的進步而呐喊而拚殺，但一旦將勝利的旗幟插到目的地，卻又發現這新達的目的地與他們出發的地點，景致並無多大的不同。
1.5．兩個世界不盡人意的地方均說明人類曆史的某種道理。這就是，人類本是有限的生物。雖然相對於其他生物，他有熱情有思想有文化創造的能力，但畢竟時時處在有限的狀態，就像盧梭所說的，人生而自由，但又無時不在枷鎖之中。但另一方麵，人類又是一種極不安分的生物。他憑著自己相對於其他生物優越的智能，總是不懈地追求著無限，或期望生存境況無止境的美好，或期望對自身命運的絕對意義上的把握。這樣，在有限與無限之間，就勢必生出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亦生出許多感歎和不滿。本世紀，不管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他們一方麵為追求生存境況的圓滿，或發展科學或變革政治，但其追求的本身同時又意味著某種程度上的失去。所以另一方麵，他們在追求的過程中或者在到達目的之後，又不免對自己所走過來的路途作一反觀和思考，並在反觀和思考中陷入深深的苦悶。
兩個世界兩種曆史，同時意味著人們對曆史的兩種態度。在很長一段時期裏，由於意識形態的作用，東西方互為對立，互為貶抑的對象，尤其在各國的政治宣傳中更是這樣。但是，在一部分清醒的知識分子中間，早就有人對自己身處其中的一方進行過理性的反思。更由於世紀末東西方交流的頻繁，越來越多的文化人開始認識到，他們原先抱著極大的熱情從事新的曆史的創造，或許正是出於對曆史的無知。此種認識在今日的東方世界更具普遍性，所以，人們對原有的信仰開始冷淡，並以一種不堪回首的心態訴說著幾十年來曆史的曲折和多難。他們不再自滿於東方的現實，而是欣羨西方文明，欣羨西方人林立的高樓、豪華的居室、如流的汽車……，總言之，欣羨西方人極其富足的物質享受。然而，當他們一旦對現代西方文明有了真正的了解，特別是身居其中住上幾年，又會發現現代西方文明同樣是有缺陷的，其困厄同樣是出於對曆史的無知。這樣，在他們看來，這世界沒有一塊安身立足的地方。因之，他們對兩個世界都不滿意，均持批判態度。此種現象在捷克作家昆德拉身上最具代表性，故本文姑且將其稱作“昆德拉現象”。
1.６．昆德拉1929年出生，青年時期當過工人、爵士樂手，後來從事文學和藝術創作，並任布拉格藝術學院教授。青年時代，昆德拉像其他許許多多的熱血青年那樣，信仰馬列主義，擁護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但是，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尤其對斯大林主義作了深入認識之後，他發現自己的熱血所換來的卻是冷酷的事實。為此，他寫了《玩笑》、《生活在別處》等長篇小說，揭露東方極權主義對人性的壓抑和對文學藝術的摧殘。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國。他原以為西方是自由世界，遠不像東方世界缺乏對人性的尊重。但是，一旦他定居法國之後，又發現資本主義世界並不像他原來想象的那樣。在這裏，雖然不同於東方世界的政治模式，但技術極權主義同樣對人性缺乏尊重。相應的，文學、藝術、愛情……一切有關人文世界的東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傷害。為此，他又寫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不朽》等長篇小說，由對東方世界的批判轉為批判西方世界。
二
2.1．作為理想社會追求的社會主義形形色色，但能夠將其付諸實踐的則隻有馬克思的暴力學說。然而馬克思萬萬沒有想到，在他作古之後，他的學說雖可改寫世界曆史，但卻沒能將人類帶到他所預想的那片樂土。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之後，東方世界似乎煥然一新，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在口號上既優越於封建主義又優越於資本主義的一種社會製度。人們深信，通過他們的槍杆，已經一勞永逸地在人間建立起一種類似乎天堂的社會。不再有地主和資本家，不再有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和壓迫。這樣的社會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富有詩意。所以，當此種新的社會建立之初，人們的普遍感覺是，他們已經通過了煉獄之門，未來的一切都是玫瑰色的。他們為之而歡欣和歌唱，並以從未有過的熱情獻身於新社會的建設。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曆史不過是給他們開了一個玩笑，如同生活在秋千上，他們懷著某種虛幻的願望，極力想蕩到命運的最高處，可最終還是蕩回了原來的位置。
2.2．昆德拉的《玩笑》所貫穿的便是這樣的一個主題。盡管他後來說，《玩笑》並非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而是一部愛情小說，但實際上，這部小說的社會批判傾向是十分明顯的。雖然其中以愛情為主線，但其人物的遭遇以及對社會人生的種種議論，則明顯地是政治性的。所謂“玩笑”，雖是人生的玩笑，命運的玩笑，但人生與命運的背後則是曆史的玩笑。年輕的大學生盧德維克在明信片上寫道：“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隻不過是想同自己的女友開個小小的玩笑。但政治的嚴酷，非但把他開除出黨，而且被打入集中營式的礦區懲戒營勞動改造。就個人前途而言，盧德維克本可以憑著自己的大學文憑，為社會主義建設幹一番事業，甚至可以躋身領導階層，就像從政治上迫害他的仇人巴威爾那樣，風光體麵，滿口的馬列主義教訓他人。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小小的玩笑，使他斷送一生的前程。從懲戒營回來後，他為了報複巴威爾，惡作劇地占有了巴威爾的妻子海倫娜。可是就在他的複仇心理得到片刻的滿足之後，生活再一次給他開了個玩笑。原來海倫娜早已不是巴威爾所愛的女人，他的惡作劇如同堂吉訶德同風車作戰。他本想同別人開玩笑，結果被愚弄的卻總是自己。
生活的無常，命運的捉弄，對於盧德維克來說，絕不是由於他自己的錯誤，而是因為社會現實的荒唐。年輕的時候，他經常受人指責，不為同窗所接近，說他有“個人主義的表現”。原因是他有一種奇怪的笑，就好像他時時在思考自己，或者說時時想到自己的存在。為了消除“個人主義的表現”，他時刻注意自己的笑，並努力改變這種可詛咒的笑。因為他相信，“大家不會錯，革命和時代不會錯”，錯的隻能是自己的笑。改變自己原來的笑，必定是假笑，做作的笑。此種笑非但不能掩蓋他的“個人主義的表現”，反而給人的印象是欲蓋彌彰，做賊心虛。
盧德維克對於自己因一個小小的玩笑而開除黨籍，起初難以理解。共產主義信仰，重要的是人們發自內心的熱情，生活中一個小小的玩笑，既不能動搖共產主義信仰的基礎，又不能說明開玩笑的人有無信仰的問題，為何受到如此殘酷的迫害？通過懲戒營的勞動改造以及友人的點撥，盧德維克終於認識到，生活在一個荒誕的社會，不開玩笑是很難做到的事情。因為整個社會都處在自我愚弄的狀態，誰也擺脫不了被愚弄的命運。更為重要的是，盡管整個社會都在自我愚弄，但它又不允許有人將其點破，更不允許有人對其自我愚弄的嘲笑。你必須將它的玩笑看作不是玩笑，看作是神聖和崇高的事業，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樣。
2.3．《玩笑》的背景是60年代的捷克政治，但故事情節卻每每回溯到50年代，其中最精彩最能攝人心魄的是對懲戒營生活的描寫。捷克的50年代，是一個崇高而又殘酷的年代。在曆史的名義下，人們艱難而又樂觀地穿過煉獄之門，以一種全新的精神麵貌進入他們日夜夢想的世界。然而，如同《聖經》所說的那樣，人們在穿過煉獄之門時，必須經過末日審判。上帝如同一位坐在海灘上的漁翁，精心挑選著自己捕撈的魚類，把喜歡的帶回家中，把那些不合心意的扔在海邊。世俗的革命沒有上帝的幹預，充當上帝角色的是人類自己。他們依照傳統所設定的審判尺度，將人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打入地獄，一部分升入天堂。不同於《聖經》所說的隻是，他們所建造的地獄與天堂均在人世間。升入天堂的人是社會的主人，代表著上帝統治這個世界，而打入地獄的人則為專政的對象，不再具有人所應有的生存權利。
人世間的天堂不同於上帝的天堂還在於，在上帝的天堂，人們一經挑選出來，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社會衝突問題，所以不再有鬥爭，亦不再舉行新的審判。而人世間的情況卻沒有這樣簡單。人們雖然通過革命將自己一部分同類打入地獄，但卻很難保證社會矛盾不以新的形式出現，尤其不能保證那些已經進入天堂的人不會對天堂的原則產生懷疑和反叛。所以在這裏，鬥爭不息，審判不息。相應的，整個社會也就不斷地重複著上帝在海灘上所做的事情，即不斷地將人們分為選民和棄民兩種，或者更準確地說，分為改造別人的人和被別人改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