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將上述事例同前文所說到的東方世界的革命愛情作一比較,很能看出兩個世界的差異以及今日人類的尷尬處境。在東方世界,性愛是同革命聯在一起的,政治的暴力鼓舞著性愛的暴力,男人征服女人,是革命與被革命的關係,所缺乏的是兩性間正常的性愛基礎,其性的衝動已不是出於生理上的性要求,而是由於人性的被扭曲。而在西方世界,文明的飛速發展,同樣磨去了人之為人的許多東西,尤其磨去了人類古已有之的英雄氣質。男人女人化,女人男人化。男人不再具有陽剛之氣,女人不再具有溫柔之情,兩性的區分僅僅體現於生理上的不同,其作愛也僅僅出於生理上的需要。傳統式的生死戀,在今日西方不再存在,人們更喜歡的是偶合,是肉體上的暫時結伴。這樣的兩性關係,是寫不出愛情詩篇的,甚至可以說是對“愛情”二字的褻瀆。
3.3.昆德拉自己常常說,他的小說隻是愛情小說。事實上,他所寫的愛情故事,不論發生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有著愛情之外的寓意。這就是,愛情在他的筆下,隻是一種文化現象,或者說是一種文化符號,其背後隱藏的是一個重大的文化主題,即人性的被扭曲。東方革命化的愛情與愛情的主旨不合,西方杯水式的愛情同樣與愛情的主旨相去甚遠。愛情最重要的是兩顆心的相互吸引,是彼此情感的萌動和渴求。而在現代西方世界,男女之事如同兒戲,如同原始人簡單的交換形式,以物易物。一個赤條條的女人鑽進一個不相識或者說沒有愛情基礎的男人的被窩裏,在現代西方人看來,這就是愛情的全部內容。所以,他們不再看重長相廝守,不再有旦旦信誓,男女的結合純係偶然的湊合,能夠達到彼此的一時快樂就是目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托馬斯遇上特麗莎,在他自己看來,簡直偶然得不可思議。特麗莎就像一個孩子,被人放在樹脂塗覆的草筐裏順水漂來,而他隻是在床榻之岸順手撈起了她。他喜歡這個女人,但為什麼會喜歡,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在此之前,他嚴格地奉行著“三三原則”,即“如果你一下子與某位女人連續三次幽會,以後就肯定告吹。要是你打算與某位女人的關係地久天長,那麼你們的幽會,每次至少得相隔三周”。“三三原則”使他與女人始終保持著一種距離,一種且拒且拉的距離。他喜歡獨居,尤其不喜歡女人同他共眠一宿。他同她們的關係,僅僅維持在作愛的短暫時刻,完事之後便告別而去。因為“作愛之後,他有一種抑製不住的強烈願望,願一個人獨處。他厭惡半夜在一個陌生的身體旁醒來,討厭早上與一個外地人共同起床,不願意別人聽他在浴室裏刷牙,也毫無興趣有一頓兩個人甜蜜共享的早餐”。然而,特麗莎的到來,打破了他的“三三原則”,他竟然留她住下來,同她睡在一張床上,醒來時,還發現自己的手被對方緊緊地攥著。對於這一切,他感到不可思議,毫無思想準備,覺得這種古老的性愛形式對他的現代生活是一種挑戰。然而事情更糟的是,他一方麵深深感到與特麗莎共眠一床是對他的“三三原則”的破壞,同時又沒有勇氣將她趕走。因為在他看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偶然的,自己沒有力量可以自我主宰,由此決定了他同特麗莎的愛又是十分累人的,也是十分痛苦的。
托馬斯同特麗莎的結合之所以是累人的和痛苦的,還在於這種結合對他來說是一種不應該有的負擔。他有許多女人,依照“三三原則”,足可滿足自己的生理要求,增加一個特麗莎,不過是從量上增加一個數目。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樣的,都是兩個奶頭一扇陰戶,不同的隻是各自的形狀以及作愛時的表現稍有差異。托馬斯之所以願意同許多女人結成性夥伴,也正是為了從此種差異中體驗一點什麼。這種心理,根源於整個西方文化的平麵化,人不再有深度,亦很少有個性,人與人的區別,很大程度上隻是表現於職業的不同和相貌體形的不同。之所以這樣,女畫家薩賓娜(托馬斯的性夥伴之一)才特別看重自己的體形。她喜歡一個人在家裏,脫光衣服,麵對鏡子,孤芳自賞。因為她的其他一切已經很難體現她自己,唯獨這沒有遮掩的身子才是別人所不可替代的,如同存在主義哲學家所說的,死亡不可替代的一樣。
3.4.人的平麵化,首先是人的精神的失去。而精神是由信仰支撐的,由上帝的有無所決定。現代社會,人不再虔信上帝,把上帝看作是可有可無的東西。為什麼會是這樣?在昆德拉看來,一切都由於科學的發達。用他的話說,是電腦取代了上帝,取代了人的大腦。人的大腦是需要上帝來武裝的,沒有上帝的大腦如同一個骷髏。而現在,上帝已在人的大腦裏沒有位置,取而代之的是電腦,是科學理性的極權性的支配。誠然,按照西方人的信仰傳統,既然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那麼取代上帝自身位置的電腦也應該是由上帝創造的。隻不過,上帝在創造電腦之後,也就把支配人類的工作交給了電腦,而自己退隱而去,不再經管人類的事情。
電腦統治人類,從一層意義上說,體現了人類自身的偉大。因為這樣尖端的技術,說明人類才智的高超,同時亦可為人類帶來許多方便。但是從另一層意義上說,電腦對人類的打擊卻是致命的。一切都被程序化,一切都可在電腦的控製之中。雖然說電腦很難完全取代人腦,但畢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人腦,而且在許多方麵還是人腦所不可比擬的。由電腦統治的世界,人既是工具,又是對象,同時其生存的意義也就大大地打了折扣。過去,隻有上帝才是全能的,而現在全智全能者是電腦。電腦雖可理解為上帝的造物,但畢竟出自人的智慧和雙手。人類能夠生產出在功能上類似於上帝的電腦,也就完全有理由將自己擺在上帝的位置上。
3.5.人類懷疑上帝的全能,甚至懷疑上帝的有無,其意義如何,實在是一個重需探討的問題。多少年來,時髦的無神主義把上帝關在門外,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先進的做法,實際上是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極大傷害。上帝是意義世界的基石,否定上帝意味著否定大地,否定我們安身立命的根據。
然而,人類的麻煩還在於,上帝是否存在,我們隻能從《聖經》裏獲知。而《聖經》是人寫成的,並不是上帝留下的文字。這樣一種關係,事實上等於說,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上帝,上帝是人類的上帝。其他生物是否也有它們的上帝,我們不可得知。《聖經》上說,上帝創造了並統管著萬物,隻是人類的宣言,所體現的是人類中心主義,因為在《聖經》裏,人類是上帝最為滿意的造物,其存在的意義就是替上帝管理好他所創造的萬物。此種人類中心主義,千百年來給人類帶來了樂觀和自信,也帶來了今日的繁榮。但嚴酷的事實是,人類今日的困厄正是出於他們的中心主義。盲目的樂觀和自信,既導致了他們對自然的不敬,同時也導致了對上帝的不敬。對自然的不敬,結果是生態失衡,技術膨脹,人變成了自己的文化產物的奴隸和工具;對上帝的不敬,直接挖走了人類自己的思想內髒,沒有羞恥,沒有罪感,相應的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味道和色彩。
上帝既然是人生意義的基石,那麼上帝的失去或曰人類自身取上帝而代之,其結局就必然是人類的精神虛脫和生活的無聊,以及肉體對靈魂的絕對勝利。
靈與肉的搏鬥,是一個古老的人生話題。原始時代的人類(如果按照《聖經》上所說的,即生活在伊甸園裏的亞當和夏娃)沒有靈的自覺,亦不存在靈與肉的鬥爭。兩者的衝突始於對上帝原則的叛逆,確切說是由於自由意誌的覺醒而使人類產生了有可能違背上帝原則的念頭。人是由肉體和精神構成的,這樣的構成本身就意味著兩者的衝突不可避免。盡管很難說,在傳統社會,精神相對於肉體就一定處於絕對的優勢,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精神的力量對於肉欲的膨脹,起到了很有成效的控製作用。精神的作用即上帝的作用,或者說是由於上帝的存在而使人類有了對真善美的追求。而今日,上帝死了,精神大廈坍塌,靈與肉的搏鬥終於有了定局,不過獲勝的一方不是精神,而是肉體。
肉體對精神的勝利,同時意味著肉體的失敗。因為精神對於肉體的意義,不僅僅體現為規範和製約,同時也是肉體的供血係統(如上文所說的),或日支撐肉體的骨架。失去精神支撐的人類,必然退化為文化意義上的軟體動物。然而人類的生理結構決定著他是直立的,必需精神的骨架而不可。也正因為這樣,現代人覺得十分的疲憊,總是感到生活的沉重。
3.6.肉體對精神的勝利,又可言之為物質世界對意義世界的勝利。此種勝利,含義是多方麵的,既可理解為物的膨脹和靈的失落,又可理解為整個世界為物的原則所支配。物的原則所支配的世界,一切都被物化,甚至包括人的意識。按照昆德拉的說法,以往是意識形態所統治的世界,而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是意象形態。
“意象形態”是昆德拉甚為滿意的一個術語,在《不朽》中單列一節專門討論這一術語,其寫作就像學術研究一樣。這位從東方極權主義的恐怖中逃遁出來的小說家,原以為在西方世界可以找到實現自身價值的地方,但當他置身巴黎之後,麵對的卻是一個無情無味的商業世界,一個隻具形式沒有內容隻求摩登不問曆史的花花世界,一個被電視、搖滾、廣告等大眾文化和鬧劇所充塞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人們看重的是歌星影星時裝汽車,以及各式各樣的消遣和無聊,一切都被表麵化,形式化,齊一化。傳統的藝術不再受重視,盛行的是快餐式的文化;政治主張不再存在,黨派的分歧隻是為了競選的需要;意識形態終於告結,人們感興趣的不再是那些具有終極意義的話語。
也可以說,在東方世界,昆德拉置身於意識形態之中,而在西方社會,他所麵對的主要是意象形態的世界。前者的存在,所依據的曆史背景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而後者所體現的則是西方人從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轉化的文化特征。意識形態所統治的社會,人性受到擠壓,文化以畸變的形式而出現。在意象形態統治的社會,情況亦複如是。不同的隻是,前者所依仗的是政治極權主義,後者所憑借的是技術集權主義。
在意象形態統治的社會,一方麵由於民主自由的口號喊得驚天價響,人的主體性得到空前的發揚,但另一方麵,由於整個世界被一種無形的技術力量所控製,人的主體性又被完全扼殺掉。人們不再有自己的思想,甚至不再有自己的愛好,一言一行完全依隨著一種無形的力量。對此,昆德拉寫道:“意象設計師們創造出理想和反理想的體係,這些思想體係時過境遷,很快被別的體係所代替。但是,它們卻影響我們的行為舉止,政治態度,審美趣味,直至我們讀什麼書,地毯用什麼顏色。這與當年我們受意識形態體係的擺布一模一樣。”
3.7.由於世界向著意象形態發展,生活於其中的人類既感受不到曆史的遙遠,亦缺乏對未來的關心。他們關心的隻是當下,隻是如何在這一切都被物化的世界無目的無意義地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因之,他們一方麵深感到生活的疲憊,另一方麵又感到一切都無所謂。什麼終極關懷,形而上學,上帝,明天,統統讓它們見鬼去吧,現代人所需要的隻是生活的輕鬆。然而,這種隻求輕鬆厭棄沉重的人,本身是無法求得輕鬆的。相反,在這樣的生活態度裏,輕鬆本身就是沉重的,是生命所不能承受的。因為任何輕鬆,都是對價值的叛離;而沒有價值的輕鬆,隻能給生活帶來疲憊,同時也找不到生命的歸宿。本世紀以前,人類充滿著信心,相信自己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相信自己可以為自然立法,同時相信上帝的存在和曆史的進步。這種樂觀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到了本世紀,由於技術進步及其所帶來的奇跡,人們突然發現他們不過是一無所有,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曆史的主人,甚至不是他們自己的主人。既然上帝已死,人又不能主宰他們自己,那麼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也就自然成了問題。相應地,整個世界也就被擱置起來,或者像昆德拉所說的:“正在沒有任何主人的情況下穿過虛空”。此種人類境況,就是他所指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原因是現代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各種災禍,是一種都市文明病。但是在昆德拉看來,這種因文明的發展而給生命帶來的失重,絕非僅僅表現於都市。在鄉村,在農家,情況也是這樣。托馬斯和特麗莎厭倦都市生活,他們希望到鄉下去,通過回歸自然以找回自己的生存意義。但是當他們來到鄉下時,則發現這裏的田野和農家,也被現代文明所汙染,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寧靜和舒心。這裏本有的田原牧歌已不複存在,他們根本不可能在這裏找回他們的自身。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已經沒有一塊淨土,麵對工業文明和後工業文明對人性的擠壓和殘害,人類已無從逃循,無法解脫,隻有甘受先進的文明之鞭的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