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著作中，馬克思使用了“原始所有製”的概念。它包括“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製”和“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公共土地所有製”。前者指的是“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兩種所有製形式，後者就是“亞細亞的所有製形式”。
馬克思將亞細亞的所有製形式看作“原始所有製”的第一種形式。它的第一個前提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它是“家庭的擴大成為部落的家庭，或通過家庭之間互相通婚[而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聯合”。可以看出，這裏所說的“亞細亞的所有製”，也就是《德意誌意識形態》裏的“部落所有製”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裏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是一種原始所有製形式，但卻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原始社會所有製。而重視這一區別，是我們研究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關鍵點。以往的論爭之所以沒有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果，問題的症結就是因為沒有看到這一區別，從而極大地誤解了馬克思的原意。
馬克思認為，亞細亞所有製形式的前提是共同體，而共同體的基礎則是共同體的財產——土地。在這裏，“每一個單個的人，隻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和占有者”。但另一方麵，由於對共同體的依賴關係，又決定著他對土地的所有和占有是有限製性意義的。這樣，任何一個共同體成員都不可能是自由的個人，而是處在“人的依賴關係”之中。其一，他必須依賴於共同體以及共同體內部的其他人。共同體是實體，而個人則不過是實體的附屬物。其二，他必須通過共同體這一中介而依賴於君主，即馬克思所說的：“在這種財產形式下，單個的人從來不能成為所有者，而隻不過是占有者，實質上他本人就是作為公社統一體的體現者的那個人的財產，即奴隸，所以奴隸製在這裏並不破壞勞動的條件，也不改變本質的關係。”這就是所謂的東方社會的“普遍奴隸製”。
馬克思還認為，亞細亞所有製形式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它的封閉性和停滯性。它的生產不是為了交換，而是作為使用價值自我消費和作為貢賦上交君主。人們的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都可在共同體內部解決，無需同外界交往，所以，如果不是外界的影響，這種所有製形式是可以長期地保存下去的而不會自動解體。相應地，單個的成員同共同體的聯係也是難以斷裂的，兩者處於互為依存的關係之中。
如果說，東方社會共同體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話，那麼在“原始所有製”的第二種形式即“古代的所有製形式”裏，血緣關係就不顯得重要了。在這裏，共同體內部的成員由來自不同地區的各個家庭組成。這樣，“單個人變成歸他和他的家庭獨立耕作的那塊土地——特殊的小塊土地——的私有者的條件就越是具備。”
但這並不是說在這種所有製形式下，單個的人可以脫離共同體而自由自主。相反，他們依然處在“人的依賴關係”狀況。作為共同體的一員，他必須依賴共同體，必須依賴其他共同體成員。原因是，這時候，各共同體為了爭奪土地，戰爭頻作。而戰爭總是需要一定的兵力和物質保障的，於是，“這種由家庭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是軍事組織或軍隊組織，而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資格而存在的條件之一。住宅集中於城市，是這種軍事組織的基礎。”共同體成員，既是公民，又是戰士；而共同體本身，一方麵是單個的成員間的相互關係，是他們對抗外界的聯合，同時也是他們的保障。正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將單個的人與共同體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他們有小塊土地，但這小塊土地隻有與共同體相聯係才有意義；他們有一定的自主性，但這種自主性也隻有作為共同體成員的身分才能得以體現。如果單個的人試圖改變自己對共同體的關係，那麼他也就是在改變共同體，破壞共同體，同樣也破壞共同體的經濟前提。這樣，土地的集中，交換關係的發展，貨幣的盛行，事實上都是共同體的否定因素。雖然這些否定因素在一定限度內的發展與共同體的基礎並不矛盾，相反還可以“無害地擴大著這個基礎”，但是如果發展超過了這一限度，則就意味著對共同體基礎的瓦解。所以馬克思說：“在這裏，無論個人還是社會，都不能想象會有自由而充分的發展，因為這樣的發展是同[個人和社會之間的]原始關係相矛盾的。”
馬克思認為，在古代所有製形式下，共同體的經濟特點為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個人被置於這樣一種謀生的條件下，其目的不是發財致富，而是自給自足，把自己作為公社成員再生產出來，作為小塊土地的所有者再生產出來，並以此資格作為公社的成員再生產出來。”但盡管如此，古代所有製形式相對於亞細亞的所有製形式，奴隸製經濟要發展得多。於是，社會分裂為兩大對抗階級，一端是共同體成員，他們享有公民權，是奴隸的主人，而另一端是沒有公民身分的外在於共同體的奴隸，主人對奴隸實行非經濟的和強製性剝削。
“原始所有製”的第三種形式是“日耳曼的所有製形式”。馬克思認為，在這種所有製形式下，公社成員本身既不像在東方特有的形式下那樣是公社財產的共有者，也不像希臘、羅馬那樣公有土地與私有土地是分開的，而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的。而且，在日耳曼人的經濟結構中，公有土地並不是可耕的土地，而是像獵場、牧場、森林、河流等不能在各個家庭間分割的“特定形式的生產資料”。
日耳曼人並不集中於城市，而是以鄉村為中心，各家各戶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距很遠，因此，“公社便表現為一種聯合而不是聯合體，表現為以土地所有者為獨立主體的一種統一，而不是表現為統一體。”這樣，公社事實上便不像在希臘、羅馬那樣，作為國家組織而存在。農民並不是國家公民，即不是城市居民。相反地，孤立的、獨立的家庭才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所以，與亞細亞公社和希臘、羅馬公社相比，日耳曼人的公社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要小得多。
但是，私有製的發展並不等於說日耳曼所有製形式下的公社成員擺脫了“人的依賴關係”。由於農奴製、領主製、行會製的興起，人的依賴關係更顯得等級森嚴。“在這裏，我們看到的，不再是一個獨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賴的：農奴和領主、陪臣和諸侯、俗人和牧師。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建立在這種生活的基礎上的生產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同前麵兩種所有製形式一樣，日耳曼所有製形式同樣表現為一種自然經濟形式和直接強製的勞動方式，而這又是以人身依附關係為前提的。
以上所述是前資本主義所有製的幾種類型，也可以說是幾個階段，因為從私有化程度、人與人的依賴程度、勞動的強製性程度幾方麵看均體現為一種發展的趨勢。具體說，這幾個階段，私有化的經濟成分是逐漸擴大的，而人的依賴關係與直接的強製性勞動兩因素則是逐漸減弱的。但必須明了，我們說其為幾個階段，並不是指它們各自體現為一個社會形態，或者說它們的關係是一個前後相續的發展序列。從馬克思的論述看，不僅亞細亞的所有製形式與“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兩種所有製形式沒有任何邏輯上的聯係，就連同以西方曆史為典型的古代所有製形式和日耳曼的所有製形式也沒有內在的聯係。古代所有製的解體並非必然就是日耳曼的所有製的出現，從另一方麵說，日耳曼的所有製的產生也並非以古代所有製的解體為前提。從時間上看，這兩種所有製形式似乎出現在兩個時代，一為古代，一為中世紀，但從文明起源的曆史看，它們在邏輯的意義上又是同時代的，即同為原始部落解體的產物。這一點也適應於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解。
盡管我們可以從這三種所有製形式裏找出它們的諸多差異，但從總體上看，它們又擁有共同的質的規定性，尤其是相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它們之間的同一性更為明顯。這就是：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人的依賴關係；以生產使用價值為目的的自然經濟；直接的強製性勞動。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則為：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分離；物的依賴關係；以生產交換價值為目的的商品經濟；以“自願”的假象表現出來的間接的強製性勞動。而且，我們還發現，雖然前資本主義社會三種所有製形式裏已經有了剝削現象，有了奴隸製和農奴製，但是奴隸製與農奴製在一定的限度內與共同體的原則並不發生衝突，相反，還可以視為共同體經濟的補充形式。因之，在“亞細亞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三種所有製裏，奴隸製和農奴製同公社的所有製並不矛盾，且包含於公社所有製內部，而不是像人們往常所理解的那樣——它們各自代表一個社會形態。
在《資本論》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著作中，馬克思還對資本主義社會和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作了詳盡的考察和大致的展望。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才以人的社會性(在他看來，人就是社會關係的產物)為尺度將整個一部人類曆史劃分為三大形態，其經典表述也就是本文開頭部分所引用的那一段話語。
於是，我們即可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從青年時代到《資本論》寫作時期，其曆史分期一直是三形態，而不是五形態。這種三形態的曆史分期如果用圖式表示則是：
四、新的理論難題
依照上述的曆史分期理論，馬克思認為，前資本主義三種所有製雖然都是發端於史前狀態，但由於種種不同的因素，它們各自的命運卻大不一樣。“古代的所有製”在曆史中已歸於死亡，“日耳曼的所有製”被近代資本主義所取代，而“亞細亞的所有製”則延續的時間最長。在馬克思看來，由於資本主義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以公有製為特征和以村社為基礎的亞細亞的所有製形式必將在資本主義洪流的衝擊下解體，從而使整個世界納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這是因為：
一、在古代世界交往不多的情況下，各民族可以自行發展，世界曆史所呈現的亦是多樣化的圖景，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各國往來的增多，曆史巨人勢必打破各民族的界限，並將各民族帶到一個總的發展秩序之中。因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美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曆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曆史”。
二、世界曆史之所以將沿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秩序而發展，在馬克思看來，首先是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文明代表了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同時體現了世界曆史的必然性規律，因為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的產物，是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一係列變革的產物，相比於任何古老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都是一種新興的社會製度。雖然它具有冷酷的一麵，但從世界曆史的角度看，它又具有“非常革命的作用”。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因而資產階級有能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自己的文明體係中來，並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譬如，對於印度這樣一種社會，馬克思認為，單靠它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彙入世界曆史一體化的洪流中的，因為它“沒有希望社會進步的意向，沒有推動社會進步的行動”。要想使它進步，必須借助於外力。而這種外力，在馬克思看來，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隻有通過資本主義血與火的洗禮，才能破壞印度社會那種封閉的村社製度和破壞村社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並在亞洲造成“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曆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
我們知道，馬克思的畢生使命是要推翻資本主義製度，那麼他為什麼在論述東方社會時，還要認為資本主義在東方的發展是一種曆史的進步呢？換言之，東方古老社會形態的解體和資本主義在東方世界的發展與他終生所抱定的革命理想又有著什麼樣的內在聯係呢？
對此，我們從馬克思40年代的著作《德意誌意識形態》裏可以找到答案。在馬克思看來，要挖掘資本主義的墳墓，必須首先造就掘墓人，即必須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由於勞動與勞動條件相對立而又和現存的剝削製度相對立，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速發展為前提的。因為，隻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們才會擺脫普遍的貧困化，也才會具有較高的政治鬥爭覺悟。相反，如果始終處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人們所關心的也隻能是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或為這些生活必需品而鬥爭。這樣，不但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反而會使陳腐的東西死灰複燃。再者，生產力高度發展必須具有世界曆史的普遍性。隻有這樣，人們之間乃至各民族之間的普遍交往才可建立，狹隘的地域性的個人才可“為世界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馬克思認為，如果“不這樣，共產主義就隻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仍然處於家庭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境地’；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因之，馬克思強調指出：“共產主義隻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時發生的行動才有可能是經驗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的。”
馬克思是革命的樂觀主義者，堅信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社會化的對立已經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馬克思認為，其滅亡的時間並不是什麼遙遠的事情。1848年革命剛一爆發，馬克思就確信，這次革命必將引起新的經濟危機，並導致無產階級革命高潮的到來。70年代初，西方資本主義再度爆發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同時也給馬克思帶來了革命希望。他在致俄國革命家拉甫羅夫的信中寫道：“總危機周期的時間在縮短。我一直認為這種時間不是不變的，而是逐漸縮短的；但特別可喜的是，這種時間的縮短正在露出如此明顯的跡象，這是資產階級世界的壽命的不祥之兆。”
雖然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性的，但並不是說共產主義的勝利在全世界是同一天的事情。那麼，在資本主義氣數已盡的形勢下，由誰首先來打響第一槍呢？在他看來，當然是西歐無產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本身就造就了它的掘墓人，也隻有在大工業生產之下的無產階級才具備足夠的力量來承擔這副曆史重擔。又因為，西歐既是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又是它最發達的地區，而且資本主義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尖銳對立，也主要體現在這裏，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衰老與滅亡也必然首先從這裏開始。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預言過，無產階級革命一定是“法國人發出信號，開火，德國人解決戰鬥”。而西歐之外的各民族，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較晚，無產階級隊伍尚處在幼稚階段，因而也隻有等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並在西歐無產階級援助下進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