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世界曆史發展的事實表明，資本主義並非馬上就會滅亡。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政權挑戰的第一次嚐試，但卻不免失敗，大批的工人和革命家倒在巴黎街頭的血泊之中。整個70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雖有發生，但並未導致其經濟體係的崩潰，更沒有威脅到資產階級政權的存在。相反，在這一時期裏，資本主義得以迅速發展，新興的工業部門得以建立。而且，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為了鞏固其統治，通過議會、普選權和收買工人等途徑，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勞資關係，致使工人階級內部出現分化，不少人站在資產階級一邊，擁護議會製，為普選權喝采。
對於巴黎公社的失敗，馬克思的心情是沉痛的。他開始感到資本主義社會並非脆弱，也並非馬上就會壽終正寢。尤其是70年代的那場經濟危機，其結果大出馬克思的意料之外。危機開始時，馬克思曾預言它是資產階級壽命的不祥之兆，並說資產階級的“徹底破產”很可能就是1875年秋天的事情。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馬克思發現這場危機盡管規模很大，但其結果還是沒有危及到資本主義的生存問題。1879年，他在致丹尼爾遜的一封信中說：“目前的危機，就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和強烈程度看，是英國以往經曆過的危機中最大的一次。但是，這一次令人奇怪的是，盡管有蘇格蘭和英格蘭的一些地方銀行的破產，卻沒有英國過去曆次大規模周期性危機的通常結局——倫敦的金融破產。”1881年，即馬克思逝世的前兩年，他終於意識到，在他的有生之年，資本主義是不會滅亡的了，而無產階級革命也不可能短期內在西歐發生。是年春天，他在一封祝賀女兒燕妮順利分娩的信中不無感歎地寫下了這樣幾句話：“我們家的‘女性那一半’都希望，‘新來的人’增加人類‘最美好的一半’；而我卻寧願在曆史的這一轉折關頭出生的孩子們是‘男’性。他們麵臨著人類未曾經曆過的最革命的時期。糟糕的是現在人‘老’了，隻能預見，而不能親眼看見。”可以看出，此時的馬克思雖然沒有失去革命的信心，但已改變了過去所認為的資本主義世界即將滅亡的看法，他把希望寄托於新生的一代，開始把西歐無產階級革命設想為一條漫長的道路。
也就在這時候，東方各國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尤其是俄國所潛伏的社會危機使馬克思在西方世界以外看到了新的希望之光。
1861年，俄國實行農奴製改革，然而農奴製的廢除非但沒有解決俄國的社會問題，反而使國內的階級矛盾更趨尖銳。整個俄國猶如一座火山，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麵對俄國高漲的革命形勢，馬克思既予以格外的關注，同時又大為欣喜，尤其是俄土戰爭的爆發，更促使馬克思對這個“半亞細亞”社會抱有很大的希望。1877年，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這次危機是歐洲曆史的一個新的轉折點。……要是老天爺不特別苛待我們，我們該能活到這個勝利的日子吧！”俄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同時也給馬克思提出了新的理論問題，即俄國社會未來的發展道路問題。
農奴製改革的同時，加速了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短短的十幾年裏，資本主義製度所固有的社會弊端在俄國領土上迅速蔓延開來。在嚴峻的現實麵前，俄國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展開了有關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討論。1872年，《資本論》俄文版公開發表，俄國一些自稱為“馬克思的學生”的人依據《資本論》關於資本原始積累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是曆史的必然，也是俄國的前途所在。與這種觀點相反，另一些人認為俄國應當保留傳統的村社製度，並使其不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衝擊，從而在村社製度的基礎上過渡到共產主義。當時，這兩種意見都被提到馬克思麵前，需要他從理論上作出係統的闡述。
從前麵所論述的馬克思曆史分期理論看，在此之前，馬克思認為：東方各國亞細亞形態下的村社製度必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衝擊下解體；東方各國必須先經過資本主義這一發展階段，待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高度和無產階級隊伍達到一定的數量和質量之後，才能進行社會革命；東方各國進行社會革命，必須先有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榜樣和得到西方無產階級的援助才有可能。而現在，俄國形勢所展示的革命前景與馬克思原來的曆史分期理論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作為敏銳的思想家，馬克思必須重新思考世界曆史發展的道路問題，尤其要重新思考前資本主義社會東方各國未來前途問題，因為在俄國的國土上廣布的就是農村公社這一古老的社會製度。這樣，擺在馬克思麵前並需要他從理論上予以解答的問題就是：
農村公社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製度，它的發展前途究竟是什麼？
資本主義是不是每一個民族所必經的曆史發展階段？
如果說俄國可以不走資本主義之路，它的現實條件又是什麼？
五、晚年探索與曆史分期問題的新構想
在很大程度上說，正是為了上述幾個理論目的，馬克思晚年的學術興趣發生了明顯的轉移，即從研究西方轉到研究東方，從對資本主義社會剖析轉到對古代社會的剖析。
大約從海牙代表大會以後，一直到1883年逝世，十餘年時間裏，馬克思從公開的政治鬥爭舞台退居書房，從事理論研究。但是，他放下自己畢生最主要的著作《資本論》不去作最後完成，卻一頭紮進人類學材料中，潛心研究起古代社會來，並寫下了大量的質量很高的讀書筆記。這些讀書筆記反映出，此時馬克思對古代社會的研究，主要是在社會組織、婚姻形態、經濟關係，尤其是土地所有製幾個方麵，而對意識形態、風俗習慣、文化藝術等方麵卻研究不多。這也足可反映馬克思晚年探索的旨趣所在。
通過艱辛的理論探索，馬克思在曆史分期問題上的主要收獲體現為兩個方麵：一是從原始公社製社會到文明社會的過渡理論；二是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到現代社會的過渡理論。
在此之前，馬克思認為曆史從異化勞動和強迫勞動開始，亞細亞生產方式就是文明初期的曆史。但在認真地閱讀了摩爾根等人的著作之後，馬克思感到他對文明初期的曆史的看法是有待修正的。在亞細亞生產方式裏，公有製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有製，與其說是公有製，還不如說是“王有製”。而在這種所有製之前，人類出現過真正的公有製，即原始氏族社會的共同耕作和共同消費製度。勞動社會化並非就是剝削關係的出現，在尚未產生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之前，人類就已經有了社會化的勞動。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隻是社會化勞動演變的結果，兩者並非同一，也不在社會發展的一個層次上。
而且，馬克思還認識到，古代公社不僅隻有類型的不同，而且還有發展階段的不同，或言級數的不同。1881年2月，他在給查蘇利奇的複信草稿中寫道：“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正像地質的形成一樣，在這些曆史的形成中，有一係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類型。”這裏的“原生的類型”，也就是原始的氏族公社和家庭公社。馬克思在論述前階級社會時，往往又將其稱為“古代類型”、“原生形態”、“較早的原始公社”。這是處在農村公社之前的兩種公社形式，農村公社並由之發展而來。它們的關係不是並列的，而是前後遞進的，所體現的是人類曆史的進化規律。對於它們的區別，馬克思概括為三個方麵：“首先，所有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會的血統親屬關係上的；農業公社割斷了這種牢固然而狹窄的聯係，就更能夠擴大範圍並保持同其他公社的聯係。其次，在公社內，房屋及其附屬物——園地，已經是農民的私有財產，可是遠在農業出現之前，公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種形式的公社的物質基礎之一。最後，雖然耕地仍歸公社所有，但定期在農業公社各個社員之間進行重分，因此，每一個農民用自己的力量來耕種分配給他的田地，並且把生產得來的產品留為己有，然而在較古的公社中，生產是共同進行的，隻有產品才拿來分配。這種原始類型的合作生產或集體生產顯然是單個人的力量太小的結果，而不是生產資料公有的結果。”
馬克思認為，我們現在從古老的文明民族中雖然很難看到原生形態的公社圖樣，但是，由於進化規律的作用，它的殘跡仍然保留在次生形態的公社之中。這樣，馬克思得出的新結論是：在亞洲以外的地方，農村公社“是自生的發展的產物，而決不是從亞洲現成地輸入的東西”；而在亞洲，農村公社“往往是古代形態的最後階段和最後時期”。就是說，在世界各民族曆史上都曾經曆過一個原始社會時期，而農村公社隻不過是從原始社會發展而來的。
對於氏族公社和農村公社，馬克思晚年更著力於對後者的研究。因為隻有對農村公社作出係統研究，才能夠真正解答他當時所麵臨的理論難題。也正是在對農村公社所有製的兩重性分析的基礎上，馬克思獲得了問題的解答，而且修正了他在此之前的有關東方社會的看法，並提出了新的設想，即“跨越卡夫丁峽穀”理論。
首先，馬克思認識到，人類在走出前資本主義社會之後，可選擇的道路並非隻有資本主義一條，世界曆史的發展也並非一定要以資本主義文明所帶來的陣痛為代價。資本主義在西方世界的生長和發展同西歐特定的曆史條件息息相關。它借助於大工業的優勢，將自己的文明推進到落後的地區，並使這些地區的文明帶上資本主義文明的色彩，隻是由於“暴力”所致，即通過武力征服的殖民統治人為地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強加於殖民地人民，並不是什麼“經濟規律”所致，更難說這其中有什麼曆史的必然性。在馬克思看來，近代東西方曆史的一個明顯差異是：在西方，曆史從前資本主義進入到資本主義，實質上是一種私有製取代另一種私有製。而在東方則不同。這裏，在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滲入之前，私有製的發展是極其有限的，曆史停留在“亞細亞的”形態上，土地國有製為其主要的經濟特征。因此，資本主義在東方社會的發展實質上是現代的私有製取代古老的公有製。在作了這樣的區分之後，馬克思指出，他在《資本論》中關於資本主義生產起源的論述“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而不能把它作為一般的曆史哲學理論到處搬用。
其次，馬克思認為，東西方曆史之所以道路不同，根本點是農村公社所有製的兩重性決定著它的各種不同的曆史環境下而有著不同的曆史命運：“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製因素戰勝集體所有製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西歐的曆史之所以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即在於它的“農村公社時期是從公有製到私有製，從原生形態到次生形態的過渡時期”，也就是說，農村公社內部的兩重性因素，是私有製因素戰勝了集體所有製因素，而不是相反。在馬克思看來，這絕不等於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農村公社的發展都要遵循這條道路。在東方社會的某些地方(如印度)，雖然已裹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車輪下，淪為西方世界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但這並不是由於公社內部發展的原因。在這裏，公社兩重性特征表明它原本有可能用集體的所有製因素戰勝私有製因素，從而使自身的曆史進入一條不同於西歐發展模式的道路。
在馬克思看來，俄國是在全國範圍內把農村公社保存到現代的歐洲唯一的國家，雖然它的農村公社同樣處在不斷瓦解的過程中，但是，在這裏，既不同於印度，也不同於西歐。在印度，公社死於外國殖民者的征服之下，是“外國侵略者的獵獲物”；在西歐，公社的解體是由於公社內部的私有製因素戰勝了集體所有製因素。而在俄國，公社的瓦解是由於本國財政的搜括、地主和高利貸者的盤剝，以及專製國家靠犧牲農民培植起來的那些從屬於西歐資本主義體係的部門對農產品的掠奪。隻要進行革命的變革，推翻沙皇統治，消除施加於公社身上的外部破壞因素，就可以使公社的集體所有製因素戰勝私有製因素。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隻要把‘農村公社&apos放在正常條件之下，就是說，隻要把壓在它肩上的重擔除掉，隻要它獲得正常數量的耕地，那麼它本身就立即會感到有這種必要。”
那麼，同為農村公社，為什麼在19世紀的俄國可以得到新生，而印度和西歐卻沒有達到這一點呢？
馬克思認為，原因在於19世紀俄國特殊的曆史條件使它有可能走一條既不同於印度又不同於西歐的社會發展之路。第一，19世紀的俄國在世界曆史一體化的潮流中，已經不是孤立和封閉的國家，它與西方資本主義既處於同一時代，又與之有著廣泛的交流，完全有可能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肯定成果作為自己跨越資本主義這一曆史階段的物質前提；第二，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而且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有助於他們從小土地經濟向合作經濟過渡；第三，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弊端已十分明顯地暴露出來，並處於“同科學、同人民群眾以至同它所產生的生產力本身展開鬥爭的境地。”俄國在麵臨社會變革時，完全可能鑒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前例，從而避免因資本主義製度的發展所帶來的弊端和災難。
可以看出，馬克思晚年的曆史分期理論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動，由一種分期圖式發展為兩種分期圖式。這兩種分期圖式是：
第一種圖式
原始社會
前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
第二種圖式
原始社會
前資本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晚年以前的曆史分期盡管存在一些問題，但論列卻是比較詳盡的，尤其對從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的曆史過程和世界曆史的一體化趨勢，論證更為嚴密。然而其晚年的曆史分期理論則是粗線條的，很大程度上尚處於“設想”的水平上。其主要原因是，馬克思還未來得及將他的設想理論化，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但盡管如此，馬克思晚年的探索仍然是很有理論價值的，許多方麵能夠給我們提供新的啟示。同時，我們在研究馬克思晚年思想時，既不能將馬克思一生的探索人為地割裂開來，否定其連續性和整體性，更不能用過分誇大其晚年探索的意義來貶低馬克思本人中青年時代的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