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曆史學，無疑是很值得研究和反省的。這不僅表現在它擁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經曆了一條極為曲折的途程，以及留給世人不可思議的回想。而且，其成果眾多與歧路偏離兩相結合，使得中國曆史學的發展步履維艱。誠然，造成這般結局的原因很多，很複雜，許多同仁在反思性的文章裏亦多有論列。不過我以為，本世紀中國曆史學的失誤在於：史家們所奉行的理論指導在一定程度上並非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而是實證主義的曆史哲學。更準確地說，是用實證主義曆史哲學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或者說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口號下實際奉行著的實證主義曆史哲學。
史學的危機並非僅僅表現於史著史論的出版難和發表難，也並非表現於史家們的謀生手段受到某種威脅，關鍵在於史學自身陷入了困境。這種困境首先是理論的困境。理論的貧乏與教條化直接導致了中國曆史學生命力的衰微。非但行外人感到曆史學理論的僵化和滯後，就是史家們自己亦開始認識到他們原來所論爭的許多問題意義不大，他們為之奮鬥幾十年所建構的曆史學體係有許多並不符合曆史事實。而這一切，都是實證主義在中國曆史學這塊園地結下的苦果。因之，曆史學要想走出理論困境，真正達到徹底意義上的新生，就必須剪斷實證主義曆史哲學的臍帶。而這，也就是本文寫作的意願。
一
實證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在近代西方的形成，直接得自於人們對科學理性的崇拜和偏頗的機械論世界觀。
最早具有實證主義傾向的西方哲學家是笛卡爾。笛卡爾不迷信上帝，卻格外看重他的“天賦觀念”以及由天賦觀念為前提的演繹方法和數學法則，認為一切人類知識都可以如同數學那樣有著自己最基本的知識原則。笛卡爾按照他的構想，為人們提供了一幅秩序井然的世界圖景。在這幅圖景裏，整個世界都是按照機械論模式而設定的，連動物也是機器。他認為時間和空間是物質宇宙的唯一規定，而它們的本質屬性則是廣延，在物質宇宙裏根本不存在“超距作用”，物質的運動隻是物體間相互作用而造成的壓力和碰撞的結果，因而一切運動形式都隻能是機械性的。
笛卡爾雖然用機械論眼光看待他的世界圖景，但對曆史學，他始終抱著一種不信任的情緒，也始終沒有把它放到機械論模式之中。在他看來，曆史學不論多麼有趣和富有教育意義，卻不能稱為真理，因為它所描述的事件從來就不是準確地像它所描述的那樣發生的。因之，他把曆史學排除在科學以外，根本不相信曆史學是知識的一個分支。但是，他所描繪的機械論世界圖景，卻不可避免地使人們運用他的哲學思想對曆史作機械論的解釋。
將人類知識納入機械論模式，繼笛卡爾之後的是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斯賓諾莎認為，整個宇宙就是一道幾何題，一切事物都有著各自的邏輯秩序，就像幾何學中的邏輯推理過程一樣，因之都可以在幾何學的方法裏得到處理。他甚至肯定地說：“我將要考察人類的行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點、線、麵和體積一樣。”在他看來，既然萬物都在絕對必然性的因果鏈條之中，那麼根據事物的原因就可精確地推想出結果，從其結果又可精確地推溯到它的原因。萊布尼茨認為，整個世界由“單子”所構成，單子是上帝創造的。而上帝創造單子時，就已經預先地安排好每個單子都能夠在不需要其他單子影響的情況下獨立地自我變化和發展，同時又能夠與其他單子保持和諧一致，從而使整個序列的全部單子就像一支交響樂隊，每個單子就像樂隊中的一員。每一個演奏者都按照上帝預先為他譜寫好的樂章演奏。這樣，整個樂隊演奏出來的就自然是一支和諧的樂曲了。
與萊布尼茨同時代的科學巨匠牛頓，把機械論的世界圖式描繪得“十分精密”。他深信，“自然界的其他一切現象，全可以根據力學的原理，用相似的推理，一一演繹出來。”在他的宇宙觀裏，空間變成了幾何學的領域，時間變成了數的延續，人變成了與他自己的曆史毫不相幹的旁觀者。
牛頓力學在18世紀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當時或稍後的數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乃至思想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著牛頓的科學綱領，並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結成聯盟，即用自然科學中的機械決定論解釋人文現象。伏爾泰、狄德羅、孟德斯鳩等人的身上都程度不同地有著牛頓的影子。他們崇拜科學理性，相信自然科學對人類知識所有領域的普適性。
真正將自然科學係統地運用於曆史科學，並作為一種新的哲學旗號打出來的，是實證主義的創始人孔德。
在孔德的實證哲學裏，曆史學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在他看來，自然科學各個部門都已進入實證狀態，唯獨人文科學仍然遊離於實證科學之外。他的任務，就是要“把社會現象作為不可避免地遵循那能賴以進行合理預見的真正的自然規律的東西來把握”，從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實證科學體係。
用自然科學來說明人類社會，關鍵的一步是對“人”的界定。即是說，用自然規律解釋人類社會，就必然將人類社會下降到自然物之列。孔德認為，人並不是什麼理性的動物；人與動物隻有程度上的差異，決無本質上的不同。具體說，人隻是生物界的一個類，大自然中普普通通的一個成員國，同樣受製於自然法則。既然自然科學可以說明動物和植物，有什麼不可以同樣用它來說明人類曆史呢？他認為，研究人類社會的曆史科學隻是自然科學的“延續”，因為人類社會秩序本身就是自然秩序的“延續”。而他的社會物理學“不是把自然科學暖昧地放在一種無用的孤立狀況中，而是把它從根本上同決定著它的其他各種基本科學結合在一起”。其具體做法是：一、研究人類曆史必須依賴於自然科學原理；二、研究人類曆史必須借助於自然科學方法。
孔德的實證主義曆史哲學，核心內容是“社會靜力學”與“社會動力學”。
“社會靜力學”是對人類曆史做橫麵的描述。在孔德看來，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與動物界沒有什麼質的不同，分析社會與曆史，其方法與解剖動物沒有什麼兩樣。動物的每一個體在生理構成方麵都是絕對同一的，如此決定著人類社會的曆史也可以當作一種絕對同一的東西來看待。這樣，各民族各地區曆史的多樣性在他的“社會靜力學”的要求下消失了，整個人類曆史被看作一種結構，一種曆史。孔德管它叫“統一民族”的曆史。在他看來，歐洲社會的曆史就是這種“統一民族”曆史的典型，它所體現出來的曆史畫麵，也就是全人類的曆史畫麵。
“社會動力學”是對人類曆史做縱向的說明。孔德認為，曆史規律與自然規律是沒有本質區別的，兩者的關係隻是個別與一般的關係。曆史規律不能說明自然現象，但自然規律可以說明曆史現象，而且，曆史現象也隻有依靠自然規律來說明。他把人類曆史分為“神學狀態”、“形而上學狀態”、“實證狀態”三個階段。在他看來，這三個階段完全是符合規律地發展著，都是人類曆史上必不可缺的環節；後一個階段為前一個階段的必然結果，前一個階段為後一個階段的邏輯前提；社會秩序既然是自然秩序的延續，那麼社會發展規律就必定像自然規律一樣的嚴格；人類曆史完全是一種自然的發展進程，其途徑、其方式、其景觀，都是“人所不能幹預的”，就像神不能幹預一樣。
二
孔德的曆史哲學是地道的樂觀主義哲學。它相信運用自然科學的規律和原理，就能洞悉人類曆史發展的全過程，不僅能準確地知道它的過去和現在，還能準確地預見它的未來。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典型的先驗論曆史觀，一種對曆史的超曆史解釋的理論，說到底，仍然沒有擺脫唯心史觀乃至中世紀上帝史觀的陰影。
然而，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在19世紀如同18世紀的牛頓力學一樣，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通過朗克學派的曆史學實踐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兩條渠道，使孔德的學說在西方思想界獨領風騷達近百年之久。盡管其間有叔本華、尼采、柏格森、德羅伊森等人對它進行過批判，但卻很難動搖實證主義哲學的主導地位。
真正扛起反實證主義曆史哲學大旗的是新康德主義者和新黑格爾主義者。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克羅齊和科林伍德等人都力圖將曆史學從科學主義的神話裏喚醒過來，砸碎實證主義強加於曆史女神身上的鐐銬。他們將人類與自然分別開來，將曆史學與自然科學分別開來，並重新給曆史學以概念、原則和方法。狄爾泰認為，自然現象隻能解釋說明，而人及其曆史則需要理解。理解是人文科學的特性，也是它區別於自然科學的標誌。人們隻有通過理解，才能進入人的精神世界和曆史的深處。因為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貫穿於曆史的始終，而理解既作為生活自身的過程與曆史相同一，又作為人進行自我認知的方式把人帶入曆史之中。文德爾班認為，曆史學與自然科學完全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體係。自然科學研究一般，尋求的是事物的規律，而曆史學描述個別，尋求的是曆史事件的特性。而且在文德爾班看來，曆史學根本不能稱為科學，原因是：科學總是談論種類，而曆史學總是談論個別；科學談論的是永遠如此的東西，而曆史學談論的是一度如此的東西。如果說曆史學是一門關於個別的科學，那麼這種說法本身就蘊含著一個自相矛盾的悖論。李凱爾特是文德爾班的學生。他的學術探討幾乎全放在對實證主義曆史哲學的批判方麵。在他看來，曆史上的事物，就是那種僅僅出現一次的、件件都是個別的、屬於經驗範圍內的事物；它帶有直觀性，又帶有個別性，“因而是自然科學構成的界限”。因為一切科學思維都必須是使用一般概念的思維，而曆史事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無限多樣的，缺乏共性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納入任何概念的。克羅齊強調“曆史即哲學”，認為任何曆史認識與曆史研究都是一種思想的行為，離開思想，曆史即無從談起。雖然曆史學與自然科學有相通之處，但兩者又有本質的差異。曆史學要求人們借用思想以內心體驗曆史生活本身的方式，把握曆史現象的個性，而自然科學則是通過外部觀察來分析現象，在分類的原則下認識世界。
相比於上述幾位曆史哲學家，科林伍德對實證主義的批判更為徹底。他一再表明，他投身於曆史哲學研究，就是要同實證主義“進行不斷的鬥爭”。因為在他看來，對曆史的實證主義解釋是近代曆史思想的“瘟疫性的錯誤”。而且，科林伍德還認識到，同實證主義的鬥爭，就是同法西斯的鬥爭。因為實證主義的哲學主張，也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支柱。任何一種現代的法西斯的專製統治，其思想基礎都是有意或無意地建立在實證主義的哲學基礎上。它們強調曆史的自然化進程，目的就在於證明其專製統治的合理化。因此，在曆史學領域批判實證主義，事實上是進行一場捍衛自由與民主的政治鬥爭。不過，科林伍德並不同意新康德主義者對曆史學學科特性的界定。他認為，區分自然科學與曆史學並不在於自然是普遍性的而曆史是個別性的。關鍵的問題是，自然界的事件都是單純的事件，而曆史充塞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自然科學家從事他的科學研究，決不會把他的研究對象設想為一種行動，並試圖重新發現它的思想。他必須超出研究對象之外，觀察它與別的自然事物的關係，從而把它納入一般的公式和自然規律。這樣，對自然科學家來說，自然事物僅僅是現象，其中毫無思想可言。而曆史則不同，曆史事物決不是單純的現象，也不是單純的被用來觀察的外部景觀。曆史學家研究曆史，也絕不是僅僅停留於對外部現象的觀察，而是要深入曆史之中，識別其中的思想。因之，曆史學家與曆史事物的關係，相對於自然科學家與自然事物的關係，要複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