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克羅齊和科林伍德之外，本世紀對實證主義展開批判的還有韋伯、卡西爾、斯賓格勒、湯因比、波普爾等思想大師。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引來了曆史哲學的一個新時代——分析曆史哲學的時代，同時也把實證主義從曆史學領域請了出去。
三
如果說，20世紀是實證主義在西方世界處於四麵楚歌的時代，那麼也是它在東方世界生根開花結果的時代。
20世紀，西方人對科學主義不再迷信，他們需要的是對科學理性進行理性的思考，從而找回被科學主義所遺忘的人類自身。可以說，這一世紀是人的重新發現的世紀，其意義相當於文藝複興時代對人的發現。而20世紀的東方人剛剛從古老的社會形態裏走出來，由於科學技術的落後，他們不可能像同時代的西方人那樣，對科學主義的負麵因素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他們擁護科學、崇拜科學，相信這位“賽先生”才是使他們擺脫貧窮落後的救世主。因為在他們看來，西方殖民者對東方的侵略，就在於西方人相比於東方人，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正是在這一科學救國思潮的湧動下，作為以科學理性為哲學基座的實證主義在東方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重新找到了它的生長地。
雖然在東方世界，沒有一個哲學家聲稱自己是孔德的傳人，也沒有人公開打出實證主義的旗號，但由於對科學理性的崇拜，許多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著實證主義的原則和方法思考問題，研究社會和曆史。
這是一個無形而又無聲的思想滲透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實證主義曆史哲學傳到了中華大地。
19世紀下半葉的中華民族曆史是一部受盡屈辱的曆史。千百年來，中國人一直以文化大國自居，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和驕傲的文化優越感。但是在西方人的堅船利炮麵前，卻顯得百事不如人。清政府接二連三的賠款和割地，頓時使文化大國的顏麵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為尋求富國強兵之路，清政府不得不派人出洋留學，同時創辦譯書局，兼采西人之長。雖然起初中國入學習西方文化，主要是器物層麵上的，但不可避免地將其科學主義思想引入國門。尤其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被實證主義化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很受當時士人的歡迎。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嚴複與梁啟超的史學思想中就可明顯地看到。
嚴複24歲赴英國留學。在英國兩年多時間裏，他格外讚賞斯賓塞將社會規律等同於自然規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稱讚斯賓塞的《天人會通論》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學說用來解釋人類社會曆史，是“舉天地人形氣心性動植之事，而一貫之”。又稱頌其《群學》為“通天地人禽獸昆蟲草木以為言，以求其會通之理，始於一氣，演成萬物，繼乃論生學、心學之理，而要其歸於群焉。未亦可謂美備也已。”回國以後，嚴複翻譯了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和赫胥黎的《天演論》。《天演論》的翻譯出版，在20世紀初年的中國知識界產生過重大影響。它不僅激發了中國文人富民圖強的愛國熱望，而且為人們用實證主義哲學看待社會曆史現象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天演論》(書名原為《進化論與倫理學》)的作者赫胥黎並非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強調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法則隻適應於自然界，認為人類的社會倫理關係不同於自然法則和生命過程，因而不能機械地用自然法則予以解釋。嚴複翻譯此書時，卻刪棄了赫胥黎這一基本思想。他按照斯賓塞的學說對原書進行增刪、加工和改造，並在譯文裏加上自己大段大段的案語。而這些案語基本上就是結合中國的國情對斯賓塞學說的闡發。
梁啟超的思想比嚴複自然要複雜得多，也深邃得多。但在曆史思想方麵，梁啟超所得惠的也主要是實證主義化了的達爾文主義。在他看來，達爾文的學說用之於解釋人類曆史，是人類思想史上的最新成果和最好的科學方案，因為該學說的意義不僅僅在自然科學一隅，“乃至史學、政治學、生計學、人群學、宗教學、倫理道德學，一切無不受其影響”。梁啟超是我國近代史學的集大成者。他既作史學理論研究，又用進化論思想研究具體的古今曆史現象，寫出了大量的曆史學著作。在《新史學》中，他把曆史研究分為三大類，其中最主要的一類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在他看來，人類曆史的演變與自然界的生物進化是沒有兩樣的，都在“進化”的含義中。在該書裏，梁啟超指出：所謂“進化”，就是“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裏，梁啟超又指明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的體相，較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而在他當時的認識中，曆史中的“因果關係”也就是生物學上的因果關係。所以，他極力主張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方法研究曆史，尤其主張用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指導中國曆史的研究。因為在他看來，“社會學所以能應運而生，可以說全部都建設在生物學基礎上”。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梁啟超由於旅歐，廣泛接觸了許多現代西方哲學流派和史學思想，尤其深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和新康德主義者李凱爾特的曆史哲學的影響，認識到用自然規律看待社會曆史現象是一種非科學的方法，因為曆史的陳跡從根本上說是人類自由意誌的產物。人的自由意誌決定了曆史過程不可能像自然過程那樣嚴格，因而亦不能用自然規律來說明。正是在這樣一種認識的基礎上，梁啟超晚年放棄了實證主義的史學思想，而偏重於從曆史學的學科特性來研究曆史。但是，20世紀最初的20年是梁啟超史學成就最為輝煌和最具影響的時期。當時的許多史學家，如夏曾佑、柳治徵、屠寄等人，都深受梁啟超史學思想的影響，即同樣用自然規律看待曆史規律，用自然科學方法作為曆史學的研究方法。
四
需要指出的是，嚴複和梁啟超等人的實證主義史學思想的影響主要在本世紀的上半期，並沒有作為主流思想延續到今天。真正對本世紀中國曆史學影響最大的實證主義曆史哲學則是從蘇聯傳過來的，即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旗幟下並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實證主義化了的一種曆史觀。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人類思想史上最為科學的曆史理論。它既反對傳統的唯心史觀，又反對以往的機械論曆史觀。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曾花很大精力批判唯心史觀和機械論曆史觀，就在於他認識到這兩種曆史觀對工人運動來說，都是“荒謬而有害的思潮”。因為這兩種曆史觀都是曆史的宿命論，完全忽視了人在曆史創造實踐中的主體性。在《德意誌意識形態》裏，馬克思開篇的第一段話就表明唯物史觀的宗旨就是對以往曆史觀的批判，以及將人們“從幻想、觀念、教條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來”。在馬克思看來，曆史就是人們世世代代活生生的曆史性實踐，人在曆史中的實踐性也就是人的實踐的曆史性，曆史之外並不存在某種操縱曆史運行的秩序和聯係。由於人們社會實踐的主體創造性，曆史總是以嶄新的麵貌告別過去，迎接未來。過去與現實雖有聯係，但兩者並非表現為單線的邏輯聯係。基於這樣的哲學思考，馬克思反對人們將他的曆史理論當作“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
然而，馬克思的曆史理論雖然是自成體係的，但其表述卻是散見於大量的論著中。而且，馬克思終其一生，也沒有寫過通俗性的曆史學理論著作。這無疑為人們理解他的曆史理論增加了困難，亦難免不被人們所曲解。前文說過，19世紀是實證主義曆史哲學凱歌行進的時代，人們習慣於用自然科學的原理看待曆史事物。在這樣的思想環境裏，馬克思的曆史觀亦不可避免地被人們作了實證主義的理解。馬克思健在的時候，就有人開始用實證主義的思維模式看待他的曆史理論。俄國的米海洛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所表述的資本原始積累理論適應於所有民族。對此，馬克思及時地給予了批評，指出米海洛夫斯基的錯誤就在於忽視曆史的多樣性。這就是現在學者們十分熟悉的即馬克思在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誌社一信中對米海洛夫斯基的批評。
馬克思逝世以後，將馬克思曆史理論作實證主義曆史哲學的理解，在當時的革命家中，已不再是個別現象。拉法格在《卡爾·馬克思的曆史方法》一文中曾指出，馬克思的曆史觀在社會主義者當中，並沒有得到正確的理解。在許多人看來，馬克思的曆史觀是超時空的真理，“可以成為解決一切曆史問題的鑰匙”。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拉布裏奧拉在《關於曆史唯物主義》—書裏也指出，馬克思的曆史觀竟然被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當作社會達爾文主義看待。這些人格外崇拜“自然化”這一術語，用生物進化的規律來說明人和人類曆史。對於這樣一種庸俗化的理解，拉布裏奧拉批評為“思想上的瘟疫”和“時髦的流行病”。他提醒人們注意，當時許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人總是傾向於把任何一個思想發現變成刻板的因素和新的煩瑣哲學，甚至唯物主義曆史觀點也可以變成抽象推論的形式並使得舊的偏見(即唯心史觀和機械論曆史觀)以新的形式複活。在拉布裏奧拉看來，這些人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看作與孔德和斯賓塞哲學一樣的東西，實質上是“等於把我們最堅決的敵人拉來給我們做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