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作實證主義哲學的理解，表現最為突出的是俄國革命者。早在馬克思逝世的前幾年，俄國革命者內部關於俄國未來發展前途問題就展開了大規模的論爭。相當數量的人認為馬克思關於西歐曆史發展道路的描述具有世界曆史的普遍意義，俄國社會的發展隻有遵循西歐的發展模式。盡管馬克思晚年對這一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其批評意見並沒有在當時得以公開發表，以至在他逝世之後，此種觀點在俄國革命者當中占據主導地位。十月革命以後，特別在列寧逝世以後，蘇聯的理論界進而將馬克思的世界曆史理論完全做了實證主義的理解。1938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蘇聯理論界的綱領性文獻。其中由斯大林所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節，更帶有實證主義的教條味。首先，在關於“曆史唯物主義”的含義方麵，斯大林的解釋就是實證主義的。他說：“曆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曆史。”而“辯證唯物主義”，在斯大林看來，是“對自然現象的看法”和“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照此邏輯，那麼對於人類曆史的看法和研究方法，也隻能是自然科學的原理和方法，正惟如此，斯大林明文寫道：“盡管社會生活現象錯綜複雜，但是社會曆史科學能夠成為例如同生物學一樣準確的科學”。其次，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階段性問題上，斯大林的看法亦同樣是實證主義的。他忽視世界曆史的多樣性，認為所有民族的曆史都是按照一個相同的序列發展下來的，並給出了一個與世界曆史很難相符的“五種生產方式”模式。而且在他看來，這五種生產方式是前後相繼的，既無超越，又無偏離，而是一環扣住一環的。這就是他在文中所表述的：“原始公社製度恰恰被奴隸占有製度所代替，奴隸占有製度又被封建製度所代替，封建製度被資產階級製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種製度所代替。”
中國革命是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下開展起來的，中國人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也主要來源於蘇聯理論界。也就是說，當時中國人所接受的唯物史觀，已經是被蘇聯理論界做了實證主義曲解的曆史觀。準確地說，這樣一種曆史觀已經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相去甚遠，而隻是在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實證主義曆史哲學。尤其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並作為當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最高理論權威著作之後，中國的曆史學家在思考本民族的曆史時，都不同程度地沿著實證主義曆史哲學的思路思考問題。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以大家長自居，他們所奉行的理論模式，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隻有遵循，絕不允許有半點懷疑。否則，便視為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觀點，將學術問題強硬地歸入政治問題和信仰問題。由於史家們在曆史研究中的主體性的喪失，致以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曆史學一直在蘇聯史學界的身後亦步亦趨，曆史研究幾乎變成了對實證主義曆史哲學的例證。
五
幾十年來，我國史學界表麵上顯得熱熱鬧鬧，其成果亦似乎十分可觀。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社會形態、古史分期、奴隸製、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吸引了眾多的學者參加討論。但在世紀末的今天看來，其努力的意義大有值得重新估量的必要。問題在於，許多學者不是首先理性地檢驗他們所認同的理論模式是否有問題，而是在盲目信從這種理論模式的前提下從事學術研究。並且，學者們往往將他們所遵從的理論模式當作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信奉，卻不知他們所信奉的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並不是馬克思世界曆史理論的題中之義。
下麵，僅就本世紀中國曆史學有關幾個重大問題的討論情況，看看我們的許多史學家是如何在實證主義曆史哲學所提供的理論模式麵前進行研究的。
一、奴隸製社會問題
按照蘇聯理論界所提供的“五種生產方式說”，奴隸製社會是人類曆史必經的一個階段。這種觀點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誰也不敢存有異議。史家們所做的隻是如何用史料填補這一階段，很少有人考慮過，人類曆史上有一個奴隸製社會這一說法是否成立。正因如此，幾十年來，學者們要麼煞費苦心地從史籍中找材料論證各民族曆史上奴隸製社會的存在，要麼在曆史教科書中牽強附會地把本不為奴隸製社會的社會當作奴隸製社會看待，甚至不惜曲解史料和以損害曆史的真實性為代價。殊不知，說人類曆史上有一個奴隸製社會階段，它既與世界曆史的本真不符，又是對馬克思有關古代社會理論的誤解。
如果撇開“五種生產方式說”的思維模式，讓我們從曆史事實出發，則不難發現，古代世界非但東方的中國、埃及、印度和兩河流域的國家沒有經過奴隸製社會發展階段，就是古代西方的希臘和羅馬也很難說就是奴隸製社會。在古代世界，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結合在一起，基本的生產者主要是自由小農，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奴隸主與奴隸的矛盾，而是小土地所有者與大土地所有者的矛盾。奴隸製的經營方式雖然存在，但在任何民族都沒有在一段較長的曆史時期內成為占主導地位的一種生產方式。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在許多論著裏都有過明確的論述。誠然，馬克思當論及到古代社會時，確曾說到過“奴隸製”。但是，他所說的“奴隸製”並非如我們以往所理解的作為一個曆史發展階段的奴隸製社會。譬如，馬克思認為，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社會，奴隸製隻是作為公社所有製的組成部分而成為公民自耕自足經濟的補充形式，而並非同公社的所有製發生衝突。隻有當它的發展超過一定的限度時，才構成對公社所有製的否定。但是，一旦達到了這一步，也就標誌著公社所有製的終結，同時奴隸製本身也就因失去其載體而不複存在。
二、封建製社會問題
相對於奴隸製社會問題，封建製社會問題並未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但如果我們把馬克思的世界曆史理論作為一個思想體係來研究，亦可發現，“五種生產方式說”將所有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族都安上一個封建社會發展階段同樣是錯誤的，同樣不合馬克思的原意。在馬克思的世界曆史理論裏，封建製社會是特指的，具體說是西方的中世紀社會，而沒有人類曆史的普遍意義。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晚年在給查蘇利奇和《祖國紀事》雜誌社的信中反複做過強調。1879年，馬克思在《馬·科瓦利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製，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書摘要》中也一再批評科瓦列夫斯基把西歐封建化過程的發展模式套析印度社會。
三、古代社會曆史的分期問題
由於“五種生產方式說”人為地把奴隸製社會和封建製社會定為各民族曆史必經的兩個階段，所以本世紀的中國曆史學家曾花費大量的精力研究兩個發展階段的分期問題。如西周封建說、春秋封建說、戰國封建說、秦統一封建說、西漢封建說、東漢封建說、魏晉封建說等等都被提了出來。事實上，在中國曆史上，既不存在奴隸製社會，義不存在如馬克思所說的封建製社會，更談不上有必要在這兩個社會發展階段之間去做曆史分期。
四、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
“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大半個世紀以來我國曆史學界討論較為熱烈的一個問題，人稱“社會科學的哥德巴赫猜想”，各家意見之分歧，發表論著之眾多，恐怕是任何一個具體的曆史學問題都不曾有過的。但是，人們在研究過程中，始終未能擺脫“五種生產方式說”的思想禁錮。也就是說，以往的研究者大多都是在“五種生產方式”裏麵打轉轉，所做的隻是如何把它嵌在“五種生產方式”的序列中，很少考慮到“五種生產方式說”本身是否正確和它是否能夠涵蓋亞細亞生產方式。其實，在馬克思的論述裏，亞細亞生產方式既不是指的原始社會，也不是指的奴隸製社會、封建製社會或其他什麼過渡性的社會，而是“古代的”和“封建的”兩種生產方式以外的一種生產方式。在馬克思看來，前資本主義社會，“亞細亞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產方式是並列的三種生產方式，同在一個社會形態之中，並無前後繼承的關係。而且在馬克思看來，三種生產方式不但起源不同，內涵有異，而且其結局也大不一樣。古代的生產方式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而終結，封建的生產方式為資本主義所取代，而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生命力最為頑強，延續的時間最長。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在東方世界所破壞的，就是古老的亞細亞生產方式。
五、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除極個別學者以某種迂回的方式曾懷疑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一說之外，幾乎所有的曆史學教科書和研究論著都把中國古代社會後期說成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曆史時期，並進而推導出這樣一種理論：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也會緩慢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隻是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才打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進程。從表麵上看，這種流傳了幾十年之久且為人們廣泛認可的觀點似乎是遵循著所謂“史論結合”的研究方法得出來的。“史”就是中國古代社會後期的確出現了新的經濟現象，“論”就是馬克思的資本原始積累理論。殊不知，如前文所說到的，馬克思曾明確指出過，他在《資本論》裏關於資本原始積累的分析“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因為隻有西歐各國在封建社會內部發展資本主義是把一種私有製變為另一種私有製。而在西歐以外的各民族，則沒有這樣的曆史過程，因之不能按西歐的模式發展。而且，中國古代社會後期的曆史圖景也表明，這裏並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曆史必然性。雖然這裏極個別地出現過新的經濟現象，但並非類似於西歐早期的資本主義經濟現象。正因為這樣，馬克思才說，西方各國的殖民活動對東方社會來說是“曆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
由於篇幅所限，對於上述幾個問題，本文不可能展開係統的論述，有興趣的讀者請參看筆者最近出版的《東方文明暢想錄》和《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兩書的有關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