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曆史上，本世紀無疑是科學發展最為迅速同時又是人類災難最為深重的一個世紀。傳統的失序，信仰的失落，文化的全麵危機，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將西方文化推到接近毀滅的邊緣。麵對此種局麵，西方哲學家們紛紛涉足社會曆史領域，試圖重新理解曆史的意義和確立人在曆史中的地位，同時對傳統的曆史學和曆史思想進行再批判，從而在曆史哲學領域形成了一幅流派紛呈、新思想新學說迭出的圖景。其中，奧裔英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RPopper，1902—1994)的曆史哲學別具特色。他不依傍任何一家學說，並在廣泛批判各家學說的基礎上，寫出了《曆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兩部重要著作，將自己的社會曆史理論矗立於學術之林，從而引來了廣泛的讚譽和批評。不少西方學者為他的著作的出版拍手叫好，稱之為“20世紀劃時代的”巨著，“使人聯想到馬克思”。而在原蘇聯和近十餘年來的我國學術界，則采取幾乎完全否定的觀點，將其曆史哲學視為主觀唯心主義曆史觀。實際上，波普爾的曆史哲學既不像西方學者所推崇的那樣完美，也並非一無是處。其中既有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成見，亦有值得重視的思想成分。特別是將他的曆史哲學同近百年來西方各種曆史哲學流派相比較，更能體現其思想的獨到和研究方法的創新。
一、“世界III”與曆史學的學科特性
曆史學能否稱得上一門科學？對這一問題的解答，構成了近兩百年來西方曆史哲學史上的主題。以孔德和朗克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哲學家和史學家深信，曆史現象如同自然現象一樣，有著嚴格意義上的規律性，因而必須同樣實證化，同樣需要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而從叔本華、德羅伊森、狄爾泰等人開始，許多思想家強調曆史的個別性和直覺悟性，並盡力將曆史學同自然科學劃清界限。
波普爾認為，以往哲學家們對曆史學學科性質的理解都是片麵的，要麼是“部分的對”，要麼是“部分的錯”。他認為，曆史學既有自己的學科特性，同時與自然科學又有著相統一的地方。具體說就是：“理論科學所應用的科學方法的統一性這個論題，可以在一定限度內擴展到曆史科學的領域去，並且不必放棄理淪科學同曆史科學之間的根本區別。”就兩者的統一性而言，“曆史科學在它們對待普遍規律的態度上並非相距甚遠”，因為“普遍規律和特定事件對於任何因果解釋都是必要的”；就兩者的區別而言，“理論科學主要關心於尋求和檢驗普遍規律，而曆史科學則把一切普遍規律視為當然，而主要關心於尋求和檢驗各個單稱命題”。波普爾這裏所說的“理論科學”即自然科學，尤以物理學為代表。
曆史科學之所以同自然科學既相統一又相區別，在波普爾看來，關鍵是曆史科學有兩種使命，它不但關心對特定事件的解釋，同時也關心對特定事件的描述。當曆史事件作為解釋對象時，它就是一種典型，具有普遍意義。這樣，曆史學也就同自然科學走到一起，即同樣需要尋找事物的因果聯係。而當曆史事件作為描述的對象時，它又是個別的，獨一無二的，不再具有普遍意義。這樣，自然科學的規律與方法在這裏也就失去了用場。
對曆史學學科特性的理解和闡述，波普爾所依據的是他的“世界III”理論。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對世界III客體的理解構成了人文科學的中心問題。”
在傳統的各家哲學裏，對世界的認識大多是兩分法，即把世界分為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波普爾一反人們的常規思維，在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之外，設立第三個世界。“世界I”為客體世界，“世界II”為主體世界，“世界III”為科學知識世界，即“屬於客觀理論、客觀問題和客觀依據的世界”，像問題、猜想、理論、論據、書籍、雜誌等等，都屬於世界III。
世界III於科學研究的意義，在於它揭示出入們在從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所麵對的並非一堆死物，而自己亦非抱著純粹客觀的態度來處理這堆死物。他的研究行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世界III的製約。但是世界III絕不是主觀的，它與信仰無關，同研究者的情感好惡無關。它從本質上說是客觀的，自主的，不以研究者的精神世界而改變。所以，波普爾反反複複地說明，他的世界III是一種“客觀世界”和一個“自主的世界”。
波普爾認為，隻有按照世界III理論來理解人文科學中的“理解”問題，才可能為人文科學確定方法論根據。即是說，人文科學中的“理解”並非主觀的、個人的或心理的活動，而是有著堅實的客觀性保障。此種保障，即世界III的客觀性與自主性。因為“理解”雖然是認識主體的心理活動，但所依賴的卻是世界III客體，尤其可能是一種理論。例如一個曆史的說明，所依賴的是一係列的論據和史料，而不可能離開論據和史料妄行推斷。
這樣，在有關人文科學的“理解”問題上，波普爾明顯地同狄爾泰和科林伍德等人劃清了界限。在狄爾泰和科林伍德那裏，“理解”屬於波普爾所稱的世界II，即無客觀性保障的精神世界。狄爾泰就曾說過，在所有的理解中，都有一種非理性的東西，正如生命本身就是非理性的那樣。這種非理性的東西就是“直覺”。而直覺是純主觀的，完全得自於人的主觀體驗。科林伍德認為，理解曆史就是用自己的思想重演前人的思想。
顯然，按照狄爾泰和科林伍德的“理解”理論，則人文科學就純係一種主觀性的學問，沒有客觀知識作為保障。也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把人文科學同自然科學嚴格地區分開來。而波普爾認為，狄爾泰等人的錯誤就在於，他們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人為地分為兩截，不僅否定了兩者相一致的地方，而且否定了曆史學的客觀性。他強調說：“我反對把理解的方法說成是人文科學的特點，說成是我們用以區別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標誌。”在他看來，人文科學需要“理解”，自然科學同樣需要“理解”。起碼，兩者在如下四個方麵是相似的：1．由於共同的人性基礎，我們可以理解別人，同樣也可以因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理解自然；2．由於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某種合理性，我們可以理解社會曆史，同樣也可以因為自然中的合理性而理解自然；3．既然按照基督教的說法，自然是上帝的作品，那麼我們就完全可以像理解藝術作品一樣地理解自然；4．理解自然科學的局限性在人文科學裏同樣存在。
基於上述分析，波普爾認為，曆史學在某種程度上完全可以與自然科學走到一起，而不必隔絕於科學體係之外。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地理解曆史和研究曆史，而曆史學也才可能具有它所應該具有的價值。如果按照狄爾泰和科林伍德等人的觀點，將曆史學完全看作一門主觀性的學問，曆史研究也就成了多餘。波普爾還認為，科林伍德的“重建”理論，委實過高地估計了曆史學家的“重建”能力。事實上，任何曆史學家由於自身的種種局限，都是不可能重建前人思想的。例如研究一位皇帝，你如果沒有做皇帝的經驗，你怎麼可能憑著自己的思想去重建這位皇帝的思想呢？又如研究像凱撒這樣一位英雄，你如果沒有凱撒那樣的英雄氣概，又怎麼可能去重建凱撒的思想呢？所以，波普爾的結論是：“作為曆史學家，他必須做的事情不是重建過去的經驗，而是整理客觀論據來證明或者反駁自己推測性的境況分析。”
也就是說，曆史學家所能做的，並不是憑著主觀的臆想，飛騰時空的間距，直接與古人的事跡取得溝通，而是在前人或同代人的研究基礎上，即借助世界III客體，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從而使自己對曆史的理解更貼近曆史的真實。這一過程，也就是猜想與反駁的過程。所以波普爾說，在曆史理解問題上，“批判地重建問題境況的世界III方法勝過直觀地重新體驗某種個人體驗的世界II方法。”這樣，在波普爾這裏，曆史科學的方法也就基本上統一於他的證偽主義的科學哲學裏麵去了，從而達到了他對“物理學方法是否真的能用於社會科學”這一學術難題的解答。
但是，波普爾認為曆史科學與自然科學有相一致的地方，並不意味著他將兩者視為沒有差別。在他看來，曆史科學雖然與自然科學相類似，但“如果我們將在曆史中某一‘觀點’所扮演的角色和物理學中某一‘觀點’所扮演的角色作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彼此有很大差異。我們知道由物理學理論所呈現的‘觀點’，通常可由新的事實來鑒定，在曆史學中，情況就不是這樣簡單了”。因為在自然科學裏，人們最感興趣的是普遍法則或假說，不但可以引出一種“統合”，同時也產生一種“觀點”。然而在曆史科學裏，重要的不是普遍法則，而是特殊事件。即是說，曆史學家盡管試圖使用普遍法則來理解曆史，但這裏的普遍法則“提供不出具有選擇性和統合力的原則，也提供不出專為曆史而有的‘觀點’”。在曆史中，我們所能使用的種種事實，常常受到極大的限製，不能將其重複。同時，這種種事實又是按照我們預想的觀點而搜集的，很難說反映了曆史原態的真實。所謂的曆史資料，隻不過是那些在曆史學家看來值得記錄的事實，因此在通常的情況下，曆史資料所包含的事實僅是那些與預想的理論相合的事實。而且，由於缺乏進一步的事實可資運用，其理論也就無法驗證。
但這並不是說曆史的解釋沒有價值。相反，波普爾認為，曆史科學的價值恰好體現於它的解釋對象與解釋人的時空間距。解釋是無窮盡的，不可能有最後的或絕對真理的解釋。因為每一代人都勢必麵臨著新的困擾與問題，都有著自己的興趣和觀點，所以每一代人都有權力依照他們自己的方式重新解釋曆史。雖然這是一種相對主義的做法，但卻正是曆史學的學科特性所在。如果像19世紀的一些曆史學家所宣稱的那樣，他們隻是如實地重現曆史，而不是解釋曆史，那麼曆史學家就失去了它自身的意義，而且事實上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所以，“我們不必以為將自己的觀點有意的和批判的應用到問題上，會比另一類自稱不提供解釋的人所寫的曆史還差”。
可以看出，對於曆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問題，波普爾的解釋是全新的。他試圖借助世界III作為通達兩者的橋梁，從而使曆史學在科學領域擁有一席之地。在這一點上，波普爾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如果把曆史學排除在科學的門外，那麼事實上也就完全否定了曆史的可知性，而曆史學本身也就等於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但是，波普爾在論證自己的觀點時，同樣是有欠缺的。世界III隻是當它作為認識或借助的對象時，才是客觀的，並不能說明它本身就是客觀的。比如史料，當它作為文字形式存在時，無疑是客觀的，然而這種客觀性並非它所反映曆史事件的客觀性。因為史料本身早已帶上了史料記載人的主觀成分。而這一點，波普爾自己也是認識到的。但是，如果世界III本身的客觀性成問題，我們又如何可能保障曆史認識行為本身的客觀性呢？再者，自然現象與曆史現象畢竟有別，這也已為波普爾所認識。科學家研究自然，自然是他的對象物，他完全可以以一種超然物外的態度來看待他的研究對象，而曆史學家則做不到這一點。他所麵對的不是一堆死物，而是自身存在於曆史之中。他無法跳出曆史而研究曆史，如同他不能揪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麵一樣。如是，則決定著他不可能像科學家研究自然那樣做到客觀，同時亦決定著曆史學和自然科學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不可能像波普爾所說的那樣，通過世界III的客觀性和自主性就能使兩者走到一起。
二、對泛自然主義曆史哲學的批判
波普爾的曆史哲學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對象，他稱之為“曆史決定論”。照他的理解，曆史決定論“是探討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它假定曆史預測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並且假定可以通過發現隱藏在曆史演變下麵的‘節律’或‘模式’，‘規律’或‘傾向’來達到這個目的”。而且他認為，幾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之所以難盡如人意，人類曆史之所以災難頻仍，曆史決定論難辭其咎。他精心構築自己的曆史哲學體係，並對曆史決定論大加撻伐，就在於他深深地認識到，曆史決定論的危害不僅僅是學術上的，更重要的是對現代民主精神的否定。他明確表示，他的《曆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兩書是“為戰鬥而作的努力”，因為它們“意味著反對極權主義和獨裁主義的思想以保衛自由”。所以他又稱他的學術研究為“戰業”，稱他的曆史哲學為“政治哲學”。
波普爾將曆史決定論分為兩類，即“泛自然主義”的曆史哲學和“反自然主義”的曆史哲學。兩者的區別在於“對物理學方法可應用性的觀點”，“如果他們讚成把物理學的方法應用於社會科學，則稱他們為‘泛自然主義的’或‘肯定的’；如果他們反對這些方法的應用，則稱他們為‘反自然主義的’或‘否定的’”。